《闲话集:赫兹里特随笔》【英】威廉·赫兹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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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最后一位波旁家族的国王逃离了他的国家。这消息使赫兹里特大为振奋,1830年9月18日他宽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五十二岁。赫兹里特活着充满叛逆精神,他去世时也充满叛逆精神。对于一个生时因为支持一个失败了的事业而饱受打击的人来说,他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我这一生过得很幸福。”
——「译者序言」
至于另一部书,伯克的《印象记》,我特别为之骄傲和高兴,其后几个月里我自己读,还读给别人听。我特别钟情这位作者事出有因。了解对手值得赞许,能称赞对手就更是如此。而我两者兼备,至少做到了其中之一。从第一次我注意到伯克写的东西起(那是1796年他登载在一家双日报《圣詹姆斯周报》上致某贵族的一封信的摘要),我就对自己说,这是一位辩才,能将自己的思想滔滔不绝形之笔墨的大师。除了他的文章,别人的文风在我看来都是故意卖弄学问、不着边际的。约翰生博士似乎是在踩高跷,甚至我一度很爱读的朱尼厄斯的文章,尽管异常简洁,也无非是讲究对偶、行文整齐而已,只有伯克的文章,如闪电般变幻多姿,如魔鬼般深不可测。在一般情况下,他娓娓而谈,一如常人;但一旦奋起,就不知他将飞向何处,行向何方。譬如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里,他就如“鸽棚里的鹰那样,将科列奥利城里的伏尔斯人(贝德福德公爵与劳德戴尔伯爵)扫得落花流水”。对他的观点我不感兴趣,不管是在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受它感染;但我崇拜那位作者,人们也认为我是反对他的人中很不坚定的一个,尽管我本人认为,抽象的观点是一回事,如何完美、精彩地表达出来是另一回事。同时我想他可能是基本观点错了,因而提出五十条真实的证据却得到了错误的结论。我对诗歌与政治既崇敬又怀疑,柯勒律治是我的引路人,他曾确切地告诉我,华兹华斯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婚姻问题的论文,就其中充满的男子汉气概及措辞的神经质而言,可谓无与伦比。由于当时我还没读过华兹华斯散文风格的样品,我提不出什么疑义。要是有什么人的散文写得比伯克还高明,那要就是我没读过,要就是我看不懂。像我这年纪,已不太可能转而接受新的关于天才的神话。壁龛已有主,供桌也已摆满。此人之才能虽用非其处,但至今令我佩服不已,想当年我自己年复一年,孜孜以求,努力想写出一篇,不,只是一页或者一句而已,那又是什么呢?当我像个可怜巴巴的哑巴孩子,满怀羡慕地注视着他犹如行云流水般的笔端,能够用言辞将我最细微的思想转达给别人,那于我简直是高不可攀!但我从不以己之短度人之长,只是有点觉得自己太无能,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深沟,因而对他们更是敬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