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而活：人文主义700年的追寻》【英】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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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用一句妙语道出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路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傲慢，但我们不应将其曲解为全宇宙都必须迎合人类的想法，更不能将其理解为人类被加冕为其他生命形态的统治者。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这句话，即作为人类，我们以一种被人类塑造过的方式体验着我们的真实存在。我们知道并且关心和人类有关的事情。由于这一切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严肃对待吧。
诚然，所有事物在此定义之下都被染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不过，其他的定义待选项则更加泛化。一如小说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一个深度关注“人类”的作家，而且他也是人文主义机构的铁杆成员——曾经这么回答人文主义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更好地赋予人文主义荣光，我们可以列一张清单，举出那些我们所享受的或者觉得有趣的事物，以及那些帮助过他人的人，还有那些被爱、被帮助的人。这张清单可能并不会太激动人心，它也没有教条式的深沉和惩罚式的庄严。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它朗读出来，因为人类的感恩之情和人类的希望会由此发声。
——「序言」
女性：如果这个故事在此时能有更多的女性就更好了。1984年，历史学家琼·凯莉-加多尔（Joan Kelly-Gadol）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提出了“女性是否有过文艺复兴？”这个问题。你可能已经猜出了她的结论。她论证道，中世纪的欧洲至少为某些女性提供了更多获得成就的空间。她们可以管理大量的财产，特别是当她们的丈夫去参加十字军东征时。 她们也可能在修士群体中实现辉煌，公元10世纪的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甘德斯海姆的赫罗斯维塔（Hrotswitha of Gandersheim）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在人文主义者的时代，人们发现了她的戏剧，并在一片激动中出版了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公元12世纪的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她是一名作曲家、哲学家、医师、神秘主义者，还创造了一种人工语言。
相比之下，15世纪时，人文主义者更多地参与城市生活，而非局限于修道院。人文主义者给私人牧师或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或者是为他们做秘书工作，又或者是在公共领域担任官职或是外交官。对所有这些角色来说，“人学”都是很重要的——它由五种经典学科组成：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学习交谈和写作，理解历史范例和道德哲学，这为那些想把生命贡献给公共演说、书写、政治和明智判断的人打下绝佳的基础。不过，这也正是症结之所在。因为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经历这种生活。人们希望出身良好的女性待在家中，与世隔绝，完全不出现在公共领域。她们不会透露自己的地址，也不会写优雅的信件；她们不需要学习拉丁文，学习做出明智选择的技艺对她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完全没可能做很多选择。由于缺乏这种训练，她们被排除在大多数的“成人”（humanitas）之外。相反，人们希望她们拥有贞洁和贤淑的美德，而获得这些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教育。在一些最具有活力的人文主义城市里，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女性被最大限度地要求隐形。
图注 “正义进入妇女城”，选自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作品集《女王之书》（The Book of the Queen），约1410——1414年
此外，也有其他女性紧随其后，在同一世纪获得了成功。比如劳拉·瑟蕾塔（Laura Cereta），她不仅写诗，还收集了自己的书信，并且——像彼特拉克一样——将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进行传播。她的通信好友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生平，并且思考了为什么应该让女性获得更好的教育以及如何在婚姻中变得更独立。还有一位名叫卡桑德拉·菲德拉（Cassandra Fedele）的书信作家，她收集了自己的书信，连同一篇用拉丁文写的演讲词寄给了安杰洛·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即波利齐亚诺（Poliziano）。波利齐亚诺是美第奇家族一位杰出的家庭教师，他的回信虽优雅却带有某种优越感：非常高兴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女性，她挥动笔尖而不是针头，她在纸上舞文弄墨而不是在皮肤上涂脂抹粉。这种赞扬至少比忽视听上去要好一些。但在这之后，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人忽视了。西塞罗在关于阿尔奇亚斯的演讲中赞美了“人学”带来的快乐和益处。在一封书信里，卡桑德拉·菲德拉对此提供了一种揶揄式的曲解。她写道：“尽管对于信件的研究没有向女性担保并提供任何奖励，也带不来尊严，但每个女性都应该去追寻并拥抱这些研究，因为唯有这种研究才能带来愉悦和快乐。”在丈夫去世后，她经历了多年的贫穷。最终，她以八十二岁高龄担任了威尼斯一家孤儿院的院长；当她九十岁的时候，波兰女王访问了这座城市，而她有幸被邀请撰写并发表了一篇优雅的拉丁文欢迎辞。
图注 卡桑德拉·菲德拉，伦巴第画派的一位艺术家绘制而成，约1600——1649年
有一些女性人文主义者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她们的印记。一个早期的杰出例子就是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她是第一位已知的女性职业作家。1364年，她出生于威尼斯，但是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她显然从自己的医生父亲那里获得了意大利文和法文方面的良好教育，可能还包括拉丁文。她在十五岁的时候结了婚，有过三个孩子。当丈夫和父亲去世后，她的人生改变了。她必须承担起养活自己、三个孩子及其母亲的责任。于是，她开始写作，为国王和其他人创作作品，以此来换取金钱资助。她的多才多艺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关于伦理、教育、政治和战争的主题——这些全都是属于男性的主题——她还写爱情诗歌，以及一些自叙生平的诗文，描述了彼特拉克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人生际遇的无常。她在1405年创作了《妇女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这是一部故事集，取材于薄伽丘一部关于女性的神话和历史著作，但她为女性的常见技能和美德做了激动人心的辩护。许多辩护都是以理性（Reason）的口吻发出的——就是彼特拉克《面对福祸命运的良方》一书积极向上的那部分内容中的一个角色——它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想法来抵消悲观情绪。当书中的叙述者读到许多男性写的讨厌的女性事物，并因此感到沮丧时，理性就会为她打气。她建议人们思考这个问题：难道这些男性就没有犯过任何错吗？显然他们也会犯错，因为他们总是自相矛盾，或者是互相纠正，所以不可能全都是对的。她说道：“让我来告诉你吧，相比于那些被他们所诋毁的女性，那些说女性坏话的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要严重得多。”她建议叙述者在心灵中建立一座“妇女城”（City of Ladies），并在其中塞满所有能找到的博学、勇敢且激励人心的女性的事例。这是另一种类型的拯救工作：用被遗忘的角色来激励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