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这包里藏着什么：许多照片（大部分是我母亲的）；几封信（我父亲写的）；一枚金币；一个银烟匣；一块丝巾；一缕……头发。
母亲的照片都很有意思：有些是她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有些是她穿着水手服戴着学生帽，有些是她穿着泳装（母亲坐在船上，不知哪片海在她身后闪着金光；日后，我也会看到这片海）。还有一些照片上有一对老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和外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我阿姨。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表妹。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与这些人都不熟。
除了拍母亲的照片（用一条丝带绑着），手袋里还有父亲的照片；还有我的照片（都是新生儿时期拍的）；还有全家福：母亲、父亲和我，在白雪皑皑、田园牧歌的布景前拍下的，好像在玩雪的照片。
手袋里的信都是1948年写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发信地址是一个叫TB医疗站的地方（你当时在我肚子里，还没生出来。母亲曾说）。我一开始认字，就偷偷去读了这些信。上面写的东西都极其深奥：比如战后的各种票（你的票够用吗？）；链霉素（有人成功提取了链霉素，能救命）；培根（有人弄到了一块珍贵的培根）；还有爱情（不管看向哪里，我都能看见你的脸）。
金币是母亲娘家的，传给她终生保管。后来，一枚杏形金戒指（父亲送的）和一小块镶牙用的金块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宝藏的一部分。这些是她唯三值钱的东西。
香烟匣子是银质的，曾经属于我外公。盖子上有一匹奔马（这是一匹奔马。母亲曾说）。我喜欢用手指勾勒这匹奔马，打开盖子，嗅闻我素未谋面的外公留下的烟味。
真丝丝巾（母亲喜欢强调它的真）是外婆随信寄来的。这块像空气一样轻、附在信里偷偷寄来的丝巾，在我未知的大门上打开了一条裂口。真丝一词像一块磁石，把其他一些含义模糊的词也吸引了过来，比如祖母绿。我以前很喜欢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说，好像含着一块碧绿的薄荷硬糖。
包里还有一卷丝一样的头发，像小飞虫一样包在赛璐璐包装纸里——那是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喜欢拿这张赛璐璐的包装纸，举到光下，捕捉一缕缕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皮手袋越来越旧，越来越塌，边角上的皮越来越斑驳。因为这个包已经关不上了，照片就都流了出来，从包里往外，像流水一样，在立柜里越铺越开。为了恢复秩序，我们把照片叠起来，用绳子绑住，放回包里。放不下的就整理到盒子里，夹到书里，塞进抽屉里。但母亲的手袋依旧是记忆的中心。

“你看，”她说，指着一个长得像灵缇的青年，“这是我的初恋……”
这张脸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因为她经常指着它说同一句话：“这是我的初恋。”
“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说，用指尖摩挲着内页的薄膜，好像摩挲一只水晶球。

1989年6月母亲从医院出来，因为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要我给她照张相。透过佳能自动相机小小的取景口，我看到她挣扎着，想给自己惊恐的脸上换一个表情，好作为她最后的表情留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做纪念。我想她当时已经确信自己活不了了。她暗自努力，想让阴沉的面部变得明朗，想扬起嘴角做出微笑，却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有一种表情出现在脸上（当然，她自己是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一种赤裸的恐惧的痉挛。
我强压心头涌上的情感，躲在相机后面，心中犹豫不决，既想完成母亲的愿望，又怕这愿望真的会一语成谶。
“就这样！”我说着，按下快门。
天假其便：相机坏了。母亲的病好了。

我频繁地花很长时间洗澡，这样他就听不到我的哭声。我在热水的冲淋下感觉着慵懒的疲劳与强烈的失落。好几次，我决定立即站起来，叫一辆出租车，拿起行李，摔上门，永远地离开他，但每次都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既甜蜜又苦涩的不幸感所压制，而难以动弹。我觉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庸俗的玻璃球里，像一对年事已高的亚当和夏娃，回到了伊甸园的树下，有人颠倒了玻璃球，雪片落在我们身上，生死已经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们都出不去了。夜晚，我被他的哭声吵醒，那哭声像女人的哭声，像我自己的哭声。压制我无法离开的同一股力量，此时也让我无法伸出手臂，拥抱他。
第三天，我们，这两个默剧演员，起身出了门。太阳像聚光灯一样刺眼，我们走过玛利亚广场，各自背负着千言万语。空气中有热红酒、丁香与肉桂的气味，正是二月中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像三流小品中的演员，被应时当令的布景围绕着。白炽的骄阳仿佛放大镜，暴露出我们脸上的每一根皱纹，我们都本能地寻找阴凉的地方躲避。
到了机场，我们坐下来，一边喝东西，一边等到了我的飞机。我们一起走向出口。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拍立得照相亭，然后——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走了进去。我们挤坐在一张圆凳子上，被肮脏的门帘保护着，等待红灯亮起。红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亮起时，他突然吻了我。相机的取景音，规定了这个吻的长度。

我一边走，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但还是回过了头。他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他的脸，几天来第一次露出了失落与不安，像相机闪光灯一样，匆匆一闪，就消失在了人群里。我团起兜里的照片，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后来我想，何以生命舞台的设计员，会给我们痛苦的离别设计这样一场不真实的结尾，让我们长达数年的爱情，结束在机场照相亭里的拍立得之吻与相机的咔嚓声中，在表现不可抗拒的爱欲时，也表现了其中包含着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1991年，当父亲曾以为能够实现的那个理想不可挽回地粉碎了以后，当为这个理想凝聚在一起的各个国家终于分裂了以后，母亲搜罗出父亲所有的奖章（民族团结贡献奖、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奖等），整整一堆，放进一个塑料袋——仿佛安放一堆人类的骸骨——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人生就是一本相册。相册里有的是真的，相册里没有的，从没有发生过。”我有个朋友曾经这样说。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用双手把眼睛遮起来，说我不见了，然后打开双手，又说我在这儿呢。在场人听了，都会欢呼雀跃：啊，你在这儿啊！
这个幼儿时的小游戏——在我们心中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我在这里，所以我存在（因此，我看得见）；我不见了，所以我不存在（因此，我看不见）——还有一个成人版本。我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手做成望远镜的样子举到眼前，然后玩笑性地威胁伙伴们：我看到你啦！再大一点后，我们用纸筒代替了手。纸筒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收缩进小小的圆圈，给它加了一个框。纸筒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能选择细看这个，或那个）。透过白色纸筒抵达我们双眼的世界，因为被分割成一个个圆形的局部，于是更瞩目，也更美。那句玩笑性的威胁——我看见你啦！——此时实现了其全部意义。没有纸筒的人只是能看见，而有了纸筒的人，便真正具有了观看的能力。在纸筒这一简单的装置的帮助下，人以自己更觉舒适的尺寸，亦即一帧照片的尺寸，看到了世界。

我第一次去纽约时（心里因为终于能看到它而隐隐激动），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走在街头心里竟毫无感觉。我在心里捏自己的脸，揉自己的心，但除了木然与漠然，依旧什么感觉也没有。
然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车里大声放着调频广播），在挡风玻璃上，我发现了（！）一块屏幕，无数画面扑面而来，让我倒吸一口气。多亏这次普普通通的出租车之旅所营造出的影院效果（它的颠簸移动、车内的音乐，以及形似屏幕的挡风玻璃），我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城市，与这座城市中的我自己。我有了一个纸筒（我看——见你啦！），透过这个神奇的隧道，纽约带着它所有的美，涌进了我的双眼。

照片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照片是我们衡量世界的尺度。照片也是一种记忆。记忆的先决条件，是将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而将这些小小的矩形整理成册，本质上是一种书写自传的方法。
在家庭相册与自传这两种艺术体裁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联系：相册是物质的自传，而自传则是文字的相册。
整理家庭相册，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其中不乏对艺术的追求）。写自传（不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文艺价值）同样是一种艺术创作。
相比于专业主义（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们姑且先这么叫吧）的艺术创作，业余主义的优势，或者说不同之处在于，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痛楚。一种只有业余艺术作品（像超感知觉一样）才能触及，并传递给观众或读者的痛楚。技艺精湛的所有艺术品，鲜有能触及这种痛楚的例子。这种痛楚是保留给业余艺术创作者的猎物，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在无意中触及它。

相册的整理与自传的编写，本身都是一种业余艺术创作，因其业余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沦为二流。因为整理相册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想要从多个角度尽量多彩地展现生活的下意识的期望，而生活在这样的期望下，便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死气沉沉的碎片。编写自传时，人对事件的记忆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传牵涉的事都发生在过去，可问题是，记录这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人，却是一个现在的人。
只有一个成就，是这两种艺术体裁都有可能达成的（虽然它们都并不期望达成什么，因为它们的天性中没有算计这种东西），那就是于无意中击中某个痛点。当这样的奇迹发生时（当然，它很少发生），这件平凡的业余艺术作品，将会在艺术之外的另一种层面上取得胜利，即使是最辉煌的艺术作品，在它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在文学世界中，真正的作家，都会嫉妒这样一件（从失败中绝地反攻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有如神助般，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达成的高度。

自传是一种严肃而伤感的艺术体裁。就仿佛在作者与读者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着这种类型的底层编码：在创作与欣赏的过程中，自觉调整脉搏、控制心跳、放慢呼吸、降低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