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有时会和基拉一起喝咖啡，她是基辅人，退休前是文学教师。“Ya kamenshchitsa.”基拉说。无论哪种石头，基拉都喜欢。她说自己每个夏天都待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村，在那里，海水会将各种奇珍异石冲到海滩上。不止她一个，她说，还有其他人，都是kamenshchiki。他们有时会聚到一起，点一坑火，烧罗宋汤，传看各自的珍宝。而在这里，基拉只得靠临摹打发时间。她已经临摹好了一幅大天使米迦勒，不过，她说，其实她更喜欢——串珠子。她问我有没有断的项链，她能修好，她说，她能把珠子再串起来。“你知道，”基拉说，“我喜欢串东西。”她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在道歉。
8. 穆尔瑙附近，还有一座厄登·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博物馆。厄登·冯·霍瓦特1901年12月9日16点45分（一说16点30分）生于克罗地亚里耶卡。体重约十六公斤时，他离开里耶卡，在威尼斯住了一段时间，又在巴尔干半岛住了更长一段时间。身高一米二时他搬到了布达佩斯，在那里住到一米二一。据厄登·冯·霍瓦特自己记录，一米五二时爱神在他体内苏醒了。而对艺术，尤其是文学的热情，是在一米七时出现的。“一战”打响时他一米六，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一米八。长到一米八四后停止了生长。霍尔瓦特的生平传记是以厘米与地理位置来计量的，博物馆中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

10. “难民分为两类：有照片的和没照片的。”某波斯尼亚难民说。

11. “女人最需要的是空气。”我与朋友汉内洛蕾散步去附近的安德西斯修道院时，她说。
“女人最需要的是一个男管家。”我在修道院的纪念品商店买下一只装着守护天使的便宜塑料球时反驳道。
汉内洛蕾笑了，几不可闻。摇晃小球时，雪片会落在守护天使的身上。汉内洛蕾的笑声窸窸窣窣的，就像泡沫塑料做成的雪片。

12. 来这儿以前，我先在亚得里亚海待了几天，住在滨海的一个房子里。小海滩上偶有海滨浴者。从我的露台上就能看见、听见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女人的笑声特别响，特别引人注意。我抬头望去，只见海里有三个洗海滨浴的老妇人。她们袒露着乳房，就在近海处浅游，她们围成一个圈，好像围着一张圆桌，正在喝咖啡。（听口音）她们是波斯尼亚人。很可能也是难民，过去都是护士。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她们都在回忆过去的学生时代，提到了某个不在场的同学，说她期末考试时分不清anamnesis（病史）与amnesia（失忆）。这个故事，以及amnesia一词，被她们重复了好几遍，每次都惹得她们大笑不止。三人一边笑，一边挥舞着手臂，好像在从某张不存在的桌面上往下掸面包屑。突然间，天上下起了大雨，这是夏季特有的阵雨，突如其来，但是转瞬即逝。海滨浴者继续泡在海里。我站在露台上，望着大滴闪亮的雨水，和那三个女人：她们的笑声更响了，笑声起得更频繁了，逐渐笑得不能自已了。在她们欢笑的间隙，我听出了falling（落下）一词，她们几次说出这个词，也许指的是天上的雨……她们张开手臂，用手拍着水，她们的声音逐渐变得像短促的鸟啼，仿佛在比赛谁的声音更深厚、更响亮。而雨，它也像疯了一样，越下越大，越来越暖。露台与海之间落下一幕潮湿、模糊、咸咸的水帘，蓦然吸去所有声音，唯余三双翅膀，还在晶莹闪烁的寂静中无声拍打着。
我在心底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幕，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你知道，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寻找……就好像我们都曾失去一样……”

流亡者能感觉到，流亡意味着对声音的一种持续的、特别的敏感。所以我有时会觉得，流亡不外乎对声音的搜寻与回想。

我不理解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我是个疲惫不堪的人类样本，一颗卵石，被机缘冲到了一片陌生的、更安全的海岸。

20. 流亡者能感觉到，流亡有着与梦相同的构造。突然之间，他忘记的或根本未曾见过的面孔，他绝对没去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地方，都像在梦中一样，一齐出现在他面前。梦是一片磁场，吸引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画面。流亡者突然会在现实中看见被梦的磁场吸引而来的面容、事件与画面，突然间，他会觉得，虽然自己的人生尚在进行，但生平传记其实早已写定，因此，他之所以流亡，不是出于外部原因，也不是自己的选择，而只是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这样一团混乱的坐标。在这一可怕而又诱人的想法驱使之下，流亡者开始把日常的种种迹象都当作符号与征兆来破译。突然，他会从中解读出，似乎一切事物都符合某种神秘的内在和谐，都能串成一个闭环的逻辑链。

I 相册诗学

这是一个怀旧的年代，而照片则是对怀旧的积极推动。摄影是追悼的艺术，是迟暮的艺术。大部分拍摄对象在被拍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带上了悲情色彩。一个丑陋或怪异的对象也会显得动人，因为摄影师的注目已使其变得庄严。一个美丽的对象也可以唤起悲哀，因为它已经衰朽，或不复存在。所有的照片都是mementos mori。摄影即是对另一人（或另一物）之死亡、脆弱与衰变的参与。通过截取时间中的某一帧，并将其冻结，所有的照片都见证着时间无情的消融。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首先说一下这包里藏着什么：许多照片（大部分是我母亲的）；几封信（我父亲写的）；一枚金币；一个银烟匣；一块丝巾；一缕……头发。
母亲的照片都很有意思：有些是她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有些是她穿着水手服戴着学生帽，有些是她穿着泳装（母亲坐在船上，不知哪片海在她身后闪着金光；日后，我也会看到这片海）。还有一些照片上有一对老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和外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我阿姨。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表妹。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与这些人都不熟。
除了拍母亲的照片（用一条丝带绑着），手袋里还有父亲的照片；还有我的照片（都是新生儿时期拍的）；还有全家福：母亲、父亲和我，在白雪皑皑、田园牧歌的布景前拍下的，好像在玩雪的照片。
手袋里的信都是1948年写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发信地址是一个叫TB医疗站的地方（你当时在我肚子里，还没生出来。母亲曾说）。我一开始认字，就偷偷去读了这些信。上面写的东西都极其深奥：比如战后的各种票（你的票够用吗？）；链霉素（有人成功提取了链霉素，能救命）；培根（有人弄到了一块珍贵的培根）；还有爱情（不管看向哪里，我都能看见你的脸）。
金币是母亲娘家的，传给她终生保管。后来，一枚杏形金戒指（父亲送的）和一小块镶牙用的金块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宝藏的一部分。这些是她唯三值钱的东西。
香烟匣子是银质的，曾经属于我外公。盖子上有一匹奔马（这是一匹奔马。母亲曾说）。我喜欢用手指勾勒这匹奔马，打开盖子，嗅闻我素未谋面的外公留下的烟味。
真丝丝巾（母亲喜欢强调它的真）是外婆随信寄来的。这块像空气一样轻、附在信里偷偷寄来的丝巾，在我未知的大门上打开了一条裂口。真丝一词像一块磁石，把其他一些含义模糊的词也吸引了过来，比如祖母绿。我以前很喜欢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说，好像含着一块碧绿的薄荷硬糖。
包里还有一卷丝一样的头发，像小飞虫一样包在赛璐璐包装纸里——那是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喜欢拿这张赛璐璐的包装纸，举到光下，捕捉一缕缕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皮手袋越来越旧，越来越塌，边角上的皮越来越斑驳。因为这个包已经关不上了，照片就都流了出来，从包里往外，像流水一样，在立柜里越铺越开。为了恢复秩序，我们把照片叠起来，用绳子绑住，放回包里。放不下的就整理到盒子里，夹到书里，塞进抽屉里。但母亲的手袋依旧是记忆的中心。

“你看，”她说，指着一个长得像灵缇的青年，“这是我的初恋……”
这张脸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因为她经常指着它说同一句话：“这是我的初恋。”
“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说，用指尖摩挲着内页的薄膜，好像摩挲一只水晶球。

1989年6月母亲从医院出来，因为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要我给她照张相。透过佳能自动相机小小的取景口，我看到她挣扎着，想给自己惊恐的脸上换一个表情，好作为她最后的表情留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做纪念。我想她当时已经确信自己活不了了。她暗自努力，想让阴沉的面部变得明朗，想扬起嘴角做出微笑，却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有一种表情出现在脸上（当然，她自己是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一种赤裸的恐惧的痉挛。
我强压心头涌上的情感，躲在相机后面，心中犹豫不决，既想完成母亲的愿望，又怕这愿望真的会一语成谶。
“就这样！”我说着，按下快门。
天假其便：相机坏了。母亲的病好了。

我频繁地花很长时间洗澡，这样他就听不到我的哭声。我在热水的冲淋下感觉着慵懒的疲劳与强烈的失落。好几次，我决定立即站起来，叫一辆出租车，拿起行李，摔上门，永远地离开他，但每次都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既甜蜜又苦涩的不幸感所压制，而难以动弹。我觉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庸俗的玻璃球里，像一对年事已高的亚当和夏娃，回到了伊甸园的树下，有人颠倒了玻璃球，雪片落在我们身上，生死已经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们都出不去了。夜晚，我被他的哭声吵醒，那哭声像女人的哭声，像我自己的哭声。压制我无法离开的同一股力量，此时也让我无法伸出手臂，拥抱他。
第三天，我们，这两个默剧演员，起身出了门。太阳像聚光灯一样刺眼，我们走过玛利亚广场，各自背负着千言万语。空气中有热红酒、丁香与肉桂的气味，正是二月中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像三流小品中的演员，被应时当令的布景围绕着。白炽的骄阳仿佛放大镜，暴露出我们脸上的每一根皱纹，我们都本能地寻找阴凉的地方躲避。
到了机场，我们坐下来，一边喝东西，一边等到了我的飞机。我们一起走向出口。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拍立得照相亭，然后——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走了进去。我们挤坐在一张圆凳子上，被肮脏的门帘保护着，等待红灯亮起。红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亮起时，他突然吻了我。相机的取景音，规定了这个吻的长度。

我一边走，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但还是回过了头。他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他的脸，几天来第一次露出了失落与不安，像相机闪光灯一样，匆匆一闪，就消失在了人群里。我团起兜里的照片，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后来我想，何以生命舞台的设计员，会给我们痛苦的离别设计这样一场不真实的结尾，让我们长达数年的爱情，结束在机场照相亭里的拍立得之吻与相机的咔嚓声中，在表现不可抗拒的爱欲时，也表现了其中包含着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1991年，当父亲曾以为能够实现的那个理想不可挽回地粉碎了以后，当为这个理想凝聚在一起的各个国家终于分裂了以后，母亲搜罗出父亲所有的奖章（民族团结贡献奖、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奖等），整整一堆，放进一个塑料袋——仿佛安放一堆人类的骸骨——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人生就是一本相册。相册里有的是真的，相册里没有的，从没有发生过。”我有个朋友曾经这样说。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用双手把眼睛遮起来，说我不见了，然后打开双手，又说我在这儿呢。在场人听了，都会欢呼雀跃：啊，你在这儿啊！
这个幼儿时的小游戏——在我们心中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我在这里，所以我存在（因此，我看得见）；我不见了，所以我不存在（因此，我看不见）——还有一个成人版本。我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手做成望远镜的样子举到眼前，然后玩笑性地威胁伙伴们：我看到你啦！再大一点后，我们用纸筒代替了手。纸筒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收缩进小小的圆圈，给它加了一个框。纸筒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能选择细看这个，或那个）。透过白色纸筒抵达我们双眼的世界，因为被分割成一个个圆形的局部，于是更瞩目，也更美。那句玩笑性的威胁——我看见你啦！——此时实现了其全部意义。没有纸筒的人只是能看见，而有了纸筒的人，便真正具有了观看的能力。在纸筒这一简单的装置的帮助下，人以自己更觉舒适的尺寸，亦即一帧照片的尺寸，看到了世界。

我第一次去纽约时（心里因为终于能看到它而隐隐激动），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走在街头心里竟毫无感觉。我在心里捏自己的脸，揉自己的心，但除了木然与漠然，依旧什么感觉也没有。
然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车里大声放着调频广播），在挡风玻璃上，我发现了（！）一块屏幕，无数画面扑面而来，让我倒吸一口气。多亏这次普普通通的出租车之旅所营造出的影院效果（它的颠簸移动、车内的音乐，以及形似屏幕的挡风玻璃），我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城市，与这座城市中的我自己。我有了一个纸筒（我看——见你啦！），透过这个神奇的隧道，纽约带着它所有的美，涌进了我的双眼。

照片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照片是我们衡量世界的尺度。照片也是一种记忆。记忆的先决条件，是将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而将这些小小的矩形整理成册，本质上是一种书写自传的方法。
在家庭相册与自传这两种艺术体裁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联系：相册是物质的自传，而自传则是文字的相册。
整理家庭相册，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其中不乏对艺术的追求）。写自传（不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文艺价值）同样是一种艺术创作。
相比于专业主义（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们姑且先这么叫吧）的艺术创作，业余主义的优势，或者说不同之处在于，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痛楚。一种只有业余艺术作品（像超感知觉一样）才能触及，并传递给观众或读者的痛楚。技艺精湛的所有艺术品，鲜有能触及这种痛楚的例子。这种痛楚是保留给业余艺术创作者的猎物，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在无意中触及它。

相册的整理与自传的编写，本身都是一种业余艺术创作，因其业余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沦为二流。因为整理相册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想要从多个角度尽量多彩地展现生活的下意识的期望，而生活在这样的期望下，便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死气沉沉的碎片。编写自传时，人对事件的记忆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传牵涉的事都发生在过去，可问题是，记录这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人，却是一个现在的人。
只有一个成就，是这两种艺术体裁都有可能达成的（虽然它们都并不期望达成什么，因为它们的天性中没有算计这种东西），那就是于无意中击中某个痛点。当这样的奇迹发生时（当然，它很少发生），这件平凡的业余艺术作品，将会在艺术之外的另一种层面上取得胜利，即使是最辉煌的艺术作品，在它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在文学世界中，真正的作家，都会嫉妒这样一件（从失败中绝地反攻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有如神助般，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达成的高度。

自传是一种严肃而伤感的艺术体裁。就仿佛在作者与读者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着这种类型的底层编码：在创作与欣赏的过程中，自觉调整脉搏、控制心跳、放慢呼吸、降低血压……

II 花面笔记本

他亲手切完瓜，把瓜籽收好，用纸包起来，这才开始吃瓜。吃完后，他又让加普卡为他拿来笔墨，亲手在装瓜籽的纸包上题道：“于某年某月某日吃瓜。”如果当天有人来做客，还要写：“在座有某某、某某与某某。”

——V. N.果戈理，《伊凡·伊万诺维奇和伊凡·尼科弗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本质上，世界是被分类形塑的。没有分类，就没有记忆。没有分类，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想象。”瓦吉诺夫的男主人公这样想道。

卡巴科夫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深度收集，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了《从不扔东西的人》这件多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整件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采用了各种媒体作为记录手段的日记，一部全方位多角度记录自己的自传。卡巴科夫这件作品的作者，拟定为一个不知名的苏联市民，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美的理解，自己的语言，并写下了这部不寻常的（自己的）传记。
作品一开头是一段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对自己的描述；接着是大量分门别类地有序地粘在或钉在巨幅画板上的实物垃圾；然后还有各种被绑住吊起来或装在盒子里的器物，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分类标签；最后还有数不清的练习簿、文件夹、文件、日记本。那个平凡的苏联市民，既是这些东西的作者、主人，又是这些东西所刻画的主角。
有些画板上粘着很小的垃圾，捡到每一件垃圾的日期和时间（如：3月15日晚）与垃圾被发现时的情境描写（如：起床时在床边角落里找到，因为没有扫帚，就去问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借了一把；四月大扫除时在桌上找到；当时在下雨）通常都写在画板的顶部。在每件小垃圾（蛋壳、弹簧、面包屑、指甲、头发、剃须刀片等）下面，都有一行标注（晚饭吃掉了；尼古拉给我的；剔牙所得；未知；从拖鞋中找出；当时我在做针线活；我不记得；我在吃鸡蛋；我在削铅笔；我用它刮了十五次胡子）。
在叙述过程中，卡巴科夫不仅重现了一个普通苏联市民的思想、世界观与美学品味，而且，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确切说来，他采用了对自己，一个普通市民来说，能够胜任的创作方式：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记录流行文化的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粘的东西越大，画板上的说明性文字也就越具体。比如，在一个药片的包装盒下面，他写道：弗洛迪亚头疼，问我有没有药，我没有阿斯匹林，只有扑热息痛，他吃下去好了点。而在一个空玻璃罐下他写道：这是维卡给我带蛋黄酱时用的玻璃瓶。

根植于混乱的日常byt’之中，卡巴科夫为琐碎之物书写了一部宏大的多媒体传记/自传。在名为《我的一生》的手帐集（自然，这又是卡巴科夫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的创作）中，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原原本本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世俗的日常生活。卡巴科夫用垃圾来书写这部传记/自传，本来就颇具荒谬（或悲剧）的意味，而这一意味，又因传主本人的缺席而显得越发深重。这位匿名公民兼传记作者的个人命运，完全是整个体制（即苏联）及其品味、观念与语言的后果与缩影。通过隐藏在普通苏联市民这一面具背后，通过以他的身份收集到的日常垃圾，卡巴科夫向我们展示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文化、教育对日常与私人生活复杂的渗透，并通过将垃圾置于所谓高雅艺术的主题之上，从根本上向官方文化发起了挑战。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我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从未见过如此骇人、苦涩又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普通人的传记/自传，被这样清晰、苦涩而赤裸地降格为事实，被如此粗暴地打满了体制的烙印。

“性格形成期所遭遇的创伤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我的朋友V. K.曾说过，“有些人把这种感觉叫作怀旧。”

突然间，我感到腹胃中被塞进一块冰凉的焦虑。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今天我需要的不是书，也不是前进：我需要命运，需要红珊瑚般沉重的哀悼。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第三工厂》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有时我也困扰，但通常我只是看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信号，我们过去心照不宣的小习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由于我的无动于衷，大家逐渐放弃了将我记忆唤回的信念。最终他们变得无话可说。而触动我最久的其实是他们的样子：我女儿把头发甩到脑后的样子，我儿子咬眼镜腿的样子，或者，我妻子疲惫时一再伸展后背的样子。那都是铭刻在我心里的样子。然而这些样子逐渐被新的样子，或是我未曾留意的旧的样子所取代。回想过去，我感到疑惑：我对他们了解得这样少，我们何以这样共度了一生？”哲尔吉·康拉德说。
“有些事我确实还记得，比如年少时的渴望。现在看来都很傻了。比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马，总梦想有一天可以骑马……连这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母亲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在渴望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从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母亲说。
“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持久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本能冲动成了情感与信息处理的主要依据，然而，这种模糊的需要在其理性一面的对冲之下，往往不会导向实际行为动……”《哲学词典》如是说。

“细想之下，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东西，是恐惧。小时候，我很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出奇，却能在我心里激起极大的恐惧。”母亲说。
“实际上，我体会到的恐惧都是短暂的，与其说我感到恐惧，不如说我感到不真实……”彼得·汉德克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精彩的小说大可不必模仿真实的生活。”巴别尔说。
“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

附记
最后那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是我后来加的，1991年9月20日，母亲突然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会是本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一直在尝试的题材可以就此打住了。这句话是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加上的。整个九月，我们往返于停电的家和防空洞之间，被警报的声音、电视上国破家亡的画面和心中的恐惧折磨着。每次去防空洞，我们都随身带着证件，以便万一炸死，别人能知道我们是谁。她在日记中曾天真而动人地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但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人们窃窃私中所说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1946年，她来到战火蹂躏的南斯拉夫。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来到这里，错过了整个开头。如今，在她人生即将结束的此刻，她把这个开头补上了。她小时候最怕的是里外翻转的手套。如今，真假就像手套的里外两面，被彻底翻转了过来。
每次去防空洞，她都会带着……一个笼子，里面是她那只虎皮鹦鹉。她把她心中剩余的所有爱，都给了这只我一个月前不顾她反对给她买的鹦鹉。她好像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甚至不担心她自己。她的整个人——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的人——将最后一口气，倾注在了这只微型的天使身上。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带进防空洞的东西只有两件：她的身份证和她的虎皮鹦鹉，在这小小的、天使的复制品中，一颗心脏正怦怦、怦怦、怦怦地跳动着……

III 奇趣蛋

到了第二天，你还能记起被弄丢的东西吗？
它们曾腼腆地，最后一次请求你
（然而没有用）
让它们留在你身边。
可是掌管失去的天使，已经用翅膀轻轻一碰；
它们不再属于我们，而只是被强行留在这里。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我时常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母亲。她的一生在我眼中好像一块便宜的布料，别人塞给了她，而她要永远拿着，它没有弹性，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她对待她的一生，似乎也真的像是对待一块布料那样：她洗它、熨它、缝补它，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收在橱柜里。
我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她，为什么我唯一了解的那一点儿，又都如此琐碎。她对我要了解的多了。她像我的房东又像一个小偷那样，掌管着我的密码，通向我疼痛的密码。我自己也不了解那种疼痛，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战胜它，为什么每次都为了它而不能呼吸。
我只了解她的姿势，她的动作，她的表情，她的语气，这些东西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照镜子时，总有某些时刻、某一瞬间，好像在二次曝光的照片上一样，我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镜像，而是她的样子。我看到两条线，不可阻挡地往下走，停在（目前而言还）隐约可见的松弛下垂的地方。
我越来越多地在夜半因为胸闷而醒来，越来越多地像她一样咂嘴。她午睡时，我会偷偷观察她。她的上唇上面会出现小小的汗珠。不知道我睡觉时，脸上是否也这样清晰地显出我向绝望越陷越深的样子呢？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摆起了双腿，扭动脚趾，仿佛要碾碎空气。而这是一个她的动作。
有时我会突然被焦虑席卷，好像于意想不到之时被打了一棍，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的脸上是否也有跟她一样的无助与脆弱？我是否也会用轻咳来假装平静，就像她所做的一样呢？
有时我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她的沙哑，有时她的声音会闯入我的声音，那样的时刻，我说话就仿佛是两个人在说话，我只好像她一样不时欲言又止，把某些词的尾音拖长，耐心等待这一刻过去。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约会归来，才刚与男孩一遍遍经历了我们的离别之吻——到家时，浑身还笼罩在肾上腺素里，脑内还下意识地重复着刚才的内容，回放着刚才的画面，结果就在母亲嘴唇上，结结实实地，像吻那个男孩一样吻了一下。这个笨拙的举动令我莫名不安。如今想来，也许因为当初我冥冥之中知道自己吻的正是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的镜像，当然，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每当我在自己身上看到她，每当她的形象浮现出来，我的眼前就会重现那个吻，那是我们的开始：她双眼睁得圆圆的，有点惊讶，眼中反射着我与她相同的尴尬表情。

母亲的朋友缇娜家有一棵树，一棵日本苹果树。
“快来。”托米卡招呼我，他是缇娜的儿子，跟我同岁。
我乖乖地跟着他跑去。我们来到树下。树上开着深粉色的苹果花，树盖伸展，遮天蔽日。
“现在我们要爬上去。”托米卡说。我们爬上低矮的树桩，舒舒服服地坐在由枝桠构成的网中。
“看见了吗？”托米卡趾高气扬地说，指点着树下属于他的江山。
我们坐在天堂树上，藏身繁花似锦的树盖中。阳光穿透进来，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小圆点。我们就这样，在这个暖融融的盛着苹果的碗里坐着，沉醉在昆虫的嗡嗡声中，沉浸在深粉色的醉人的花香里。这香气又甜又浓，仿佛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直逼过来。我被这甜香熏得几欲摔倒，伸手去抓一根树枝，手指在粗糙的树皮上擦破了。
粉红的擦痕渗出小小的血珠，静悄悄落到一片花瓣上。
“快把血吸掉……”托米卡轻声说。
“为什么？”
“不然你会死的……”他用一种故弄玄虚的声音说。
我乖乖地吸掉手指上的小血珠。血的味道很甜，也很奇怪。我的心莫可名状地悸动着，仿佛即将发现什么伟大的秘密。我颤抖着，深吸着馥郁的花香，好像盲人一样循着气味的线索，探究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死这个词好像一个金色的指环，在空中回荡，久久不去。我坐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看着擦破的皮肤上细小的金色绒毛和下面粉红的血肉，一只黑色的大蚂蚁从伤口上爬了过去。感觉上我很小，而蚂蚁很大。
“现在，我们来下雪吧。”托米卡说，开始晃动树枝。
下方如茵的绿草地上，下起了深粉色的暴雪。在飞旋的花瓣中，我看到了我带血的那一瓣。我们就那样坐着，小小的，仿佛坐在玻璃球中，身陷一场花瓣的雪暴，托米卡和我，独处在世界上。

“你写我，是为了你自己；我写我自己，却是为了你。”阿尔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动物园》中写情书给她的那位女性，曾这样说道。
我写母亲，实际上是为了在遗忘的黑暗中捕猎我自己的画面。但其实我与母亲所有的画面都是共同的，即使她不在某一帧里，她也依然存在于整个情境里。

我用手指划着玻璃球。我将它握在手里，像握一个苹果那样，用我的手心温暖冰凉的玻璃，用冰凉的玻璃冷却我的手心。玻璃球中，坐着我的母亲，她正在舔指尖上的雪花。
我透过玻璃看着她，想着她，试图感受内在的她。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她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与苔丝、玛琳、嘉莉、艾娃、安娜、爱玛、贝蒂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我翻转玻璃球，突然间，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这么的小，这么不自由，她一定很孤独，很冷……我将玻璃球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苹果那样，我将它送到嘴边，用我的气息温暖它。母亲在水汽中消失了。

她的邻居薇瑞卡在一个意大利牌洗衣粉里找到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就要我给她买意大利牌的洗衣粉，我（怀着同样的愤怒与怜悯）拒绝后，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的朋友。说的时候，语气好像在逗他（我知道有点蠢，但是……），好像她正在跟他分享的，是什么甜甜的小秘密（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拍照）。
这件事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痛了我。她的天真（竟以为每一包意大利洗衣粉里都有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单纯的愿望，她看见什么都想要的孩子脾气，好像在她的世界里打开了一道裂痕，透过裂痕，新的光线洒在她身上。我开始看到，也许她一直想要的不过是陌生人用苹果做的玫瑰。不过是一个奇迹。一颗在里面能找到惊喜的奇趣蛋。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这些，只要这一点小东西，帮她捱过难捱的日子。只要一块帽子里变出的丝帕，一只白鸽，一根魔术棒，几张活画片儿。只要玻璃球中的一场暴雪，只要苹果皮做出的一朵玫瑰。再不需要别的了。天啊，她要的算多吗？天啊，她要的只是这些吗？

我想象此时她躺在床上，正在读书。她感觉眼睛疼了，缓缓脱掉眼镜，合上书，把眼镜放在书上。她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摆动双腿，用脚趾搓捻着黑暗。她看了看自己浮肿的手，伸到床头灯下细细检查。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一再更换着频道——每个台都是雪花片。每个台的雪花片都漫出来，下在了她的房间里。她关掉电视，懒洋洋地走进卫生间。她久久地坐在马桶上，一边用脚趾搓捻着空气，一边小便。黑暗中，她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她又从卫生间走进厨房。她任由灯就那么暗着。她打开冰箱，盯着被照亮的一切看了一会儿，好像要找什么东西。白色网架上有一盒酸奶，一盒牛奶，一小块奶酪——仿佛一顿给老鼠吃的晚饭。她关上冰箱，什么也没拿。
她走到窗边，在黑暗中摸了摸非洲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她靠在窗台上，抽着烟，凝视着夜色。在她的下方，大片油亮的绿叶颤动着，发出沙沙声。在月光的照耀下，看起来都像银色的盘子。一两年后，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银盘将会长到她窗户的高度。阔叶乔木长得真快啊……
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夜色中跳动。怦怦、怦怦、怦怦……突然有些被打动了，好像那是体内一只迷了路的老鼠，出于恐惧，正在敲打她的心墙。她抚摸着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这让她的心安静下来。
临近的楼里，苍白的灯光零星亮起。在其中一扇窗前，她看到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正在抽烟。另一扇窗前，一个女人倚在窗台上，也在吸烟。她看着那个女人，仿佛看着自己的镜像。三个烟头，三个光点，在夜色中闪烁，肥厚的叶子吸收着香烟。她突然很想跟她们招手，但打消了这个想法，在夜色的掩护下，她微微地笑了。她在想象中完成了这个动作，用手指，谨慎地发送出一个小小的讯号。并且想象那两个吸烟的人，也在向她发送同样的讯号。

在到处都有人说俄语的康德大道上，有一家咖啡馆，叫巴黎。萨维尼广场上也有一家咖啡馆，叫康德，它边上那家叫黑格尔，招牌上一面是拉丁文，另一面是西里尔文。西里尔文的那面正对着附近的妓院。东柏林也有一家咖啡馆，叫帕斯捷尔纳克。从帕斯捷尔纳克的窗户望出去，是一个红砖砌就的球形建筑，那是一座水塔，曾被充作监狱，关押柏林的犹太人。克罗伊茨贝格有一家咖啡馆，叫流亡者。街道的另一边，与之隔着一条运河，也有一家咖啡馆，叫领事馆。

“里尔克说过，破碎的生活只能用碎片来讲述……”我对米洛什说。

“这是本市唯一可以在室内吸烟而没人会来打扰你的地方。”她说，点起一支烟。她的声音纤细，有鼻音，好像长期受慢性鼻炎的困扰。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边吹出几口烟。
“你不记得我了吧？”
“呃……”
“我看得出你不记得了。”
“很抱歉……”
“你不用道歉。谁都不记得我……”
“你看，我这个人经常旅行……麻烦你提醒提醒……”
“没关系！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透明的……”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不过本来我是希望你能记得我的……”
我如坐针毡，万分狼狈，甚至没有问她名字的勇气。

——《情绪化的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

“流亡是流亡者自己的选择，这样想大概心里会舒服一点吧？”露西用稚气的嗓音说，举杯啜饮。
我也喝了一口，没有接话。我能说什么呢？难道我说，这种我正生活其中、被某些人称为流亡的、越来越令人疲惫的状态，其实是庞然而不可衡量的？它虽然能用一些可衡量的事物来描述——比如护照上的图章，地理上的位置、距离，临时的地址，为取得签证与不同机关交涉的经历，为买行李箱而不知花了多少次的钱——但这样的描述毫无意义。流亡是一段离弃的历史，是不断购买又不断抛撇下的吹风机、收音机和咖啡壶……流亡是电压与千赫的改变，是一场必须依赖转接头才能避免灼伤的生活。流亡是一段临时租住的历史，是我们每到一处的第一个早晨，独自默默摊开地图，找到自己所在街道，用铅笔在上面画的那个叉。（我们用铅笔，而非小旗，重复着伟大征服者的历史。）护照上越积越多的图章，这些细小而明确的事实，会在某一刻突然变为过期无效的线条。于是，流亡者只好去心中绘制自己虚幻的、想象的地图。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找到了表达那庞然而不可衡量的流亡状态的正确方法。是的，流亡就像一场噩梦。像在梦中一样，突然间，我们忘却的与我们从未见过却似曾相识的面孔，都出现在了现实里，我们无疑是第一次看见的地方，看起来却仿佛曾经来过……
“流亡是精神的疾病，偏执的艺术……”我说。“所以我们才都随身带着转接头。以免灼伤。”我开了句玩笑。大概因为来的路上进了两三家电脑店问买欧版插座转接头，所以转接头的隐喻才一直萦绕在我脑际。

她打断我。接着，突然伸出消瘦苍白的手，碰了碰我的脸颊，柔声说：“我去干吗？我已经有你了……你就是我的东欧姐姐……”
我吓得往后一缩。被她的手这么一摸，我浑身都非常不自在。
“我吓着你了吗？你也被我吓着了。所有人都怕我。因为我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没人能受得了这么汹涌的情感……”
她说自己曾有过一个恋人。有一次，她在他面前痛哭，原因她忘了，她把他的手拉过来，一滴眼泪滴到他手上。对方一个激灵，好像被烫了手似的。“你这个蠢货，蠢货，你干吗这样……”就好像她通过眼泪，把什么恶疾传染给了他……他打她。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她明白了，原来人类心灵的容量是有限的。她被自己过量的情感折磨着，正因如此，她才觉得其他人匮乏。

“你要我扶吗？”
“不，不，不必……没事。我跟你一起走。”她说着，以令人动容的自傲站直了身子。
酒店外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想劝她先上，我等下一辆。她拒绝。她坚持要付车钱。我拒绝。我很焦躁。一瞬间我觉得她可能要永远这样赖着我了。
“再见。”我说，伸出我的手。
她双手握住。
“你就是我来的东欧姐姐。你说呀，你说你是我姐……”她喃喃祈求着，不肯松开我的手。
“对对，我是你姐……”
“你不会忘了我吧？没有人记得我。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的。告诉我你会给我写信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我会写信的……”
“你肯定会忘记我，而且你肯定不会给我写信的。我把你吓着了，谁都怕我……”
出租车司机看戏一样看着这场漫长的告别。我如芒在背。如果她再用冰凉消瘦的手碰我一下，我想，我大概会发作，也许会打她……
我坐进出租车。她伸出消瘦冰凉的手，抚过我的脸颊。我关门，挥手。出租车启动。我在出租车里看她转身摇摇晃晃回转酒店。小小的她，缩着脖子，踩着高跟鞋，几乎就要失去平衡，看起来就像一只小苍蝇。她轻盈的身体好像要挣扎着飞起，却受制于她沉重的灵魂。我本以为自己对她没有怜悯，此时却突然一阵心痛。为她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我的妹妹了。
那以后，我没有联系她。但也没有忘记她。
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露西·小翅膀。几天后我给我认识的一个现居纽约的东欧作家打了个电话。
“我听说你见了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前两天她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呢？”
“说了很多你的事。”
“她怎么说？”
“她说你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激动了……”

我猛然拉开房门，看到三人坐在桌边，在顶灯的照射下一动不动。她们惊恐地面面相觑。我就那样站着，屏住呼吸，厨房中充满了刀一样锋利的寂静。
接着，仿佛在一场慢速电影中那样，乌玛起身，提起印花法兰绒睡袍的下摆，露出了她纤细、几乎像男孩一样的大腿，也露出了她密匝匝、油亮亮的黑色羽毛。那羽毛就像鸟羽一样。她将手指弯成镊子的形状，慢慢拔下一根递给我，仿佛要与我和解。
“谢谢。”我傻乎乎地说。我的脸红了，我接过羽毛，不知如何是好。
她像一只挨了打的动物一样看着我，垂下她的目光，微微低下头，仿佛在等待一场痛骂，放下了睡袍。
我糊里糊涂地回到房间，仿佛刚刚做了一场沉重的噩梦。我轻轻带上门。乌玛的羽毛闪着蓝光，我把它放在桌上，倒进床垫。从床的位置，我看着窗户。操场上，两个荧光黄的小点正在互相追逐着，仿佛两个巨大的火星。我看着我年轻、健美的动物，我的夜跑者。我认出了他淋漓的肌肉，扎成马尾的红头发，洒满着汗水的金色大腿。我很想跑向他，跑向我夜色下的独角兽，孤独的慢跑者，但我不能，我被囚禁了，我与外界之间，隔着一道防盗窗，而厨房里有她们，三位遗忘的黑天使。我已受制于她们的力量。
我没有拉下窗帘，我和衣躺着，月光照亮了房间。我蜷缩着，木然地看着地板。突然间，我看到一团灰絮，一只绒球，仿佛小猫。我在幽暗中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刺球似的动物。我已没有力气起身把它捡起来了，已没有力气用湿布擦地。接着我在椅子下面发现了一个，在墙角边又发现了一个……我看着它们，预感这样的毛球会越看越多……而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说到底，毛球侵略的速度，显然也是由乌玛的羽毛决定的。小猫们追逐着月色，月色散发着幽暗的荧光。人们说，那是因为月色里有星尘。这么一想，我浑身发冷……

——《乌玛的羽毛》

外婆死时年纪还不大。“她的心脏罢工了。”母亲说。别的人都死于中风，可一旦提起外婆的死，母亲总要搬出这个老派的说法，她是把这句话专门保留给外婆了，虽然她自己还不自知。

——《天堂的外婆》

他生命中的隐情仿佛一袭长袍拖拽在他身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

在那两个半月期间，克里斯塔为我们俩和入住的所有人烧饭，她哭泣，酗酒，跳过一次镇上的污泥河，两次差点儿引起火灾（因为抽着香烟睡着了），三次疯狂地坠入爱河。
在那两个半月厨房的交集中，我知道了克里斯塔的两个噩梦。两个噩梦被一个死结打在一起，一个无可破解，另一个，至少在我想来，是可以破解的。第一个噩梦，也就是无可破解的那个，叫柏林墙，另一个噩梦，也就是可破解的那个，叫家，这个噩梦并不时髦，但同样叫人痛苦。克里斯塔就围着这两个梦，将自己的生活像卷线一样牢牢地卷成一团。
我知道拿别人的故事作为谈资不厚道，用厨房中的闲谈来书写人物小传不啻于对倾吐者的侮辱（顺带一提，克里斯塔聊自己生活的频次跟聊做饭的一样）。然而，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一场梦——他们孜孜不倦地书写着，却仿佛总有人跟在身后，将他们写下的一切抹去——却还有绝少数人，会利用最普通的日常来书写他们的自传。克里斯塔本人就是这样一部活生生的传记。

——《Gute Nacht，克里斯塔》

Gute Nacht, Christa. Schöne gute Nacht...以前她给过我一本德文课本，上面这样写道。这本课本曾属于雅内克，我是说第一个雅内克——在Christa下面，他画了一条线，旁边画了一颗爱心——他还没学完第一课，就跑了。很久以后，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告诉克里斯塔，他去了加拿大，还找到一份木匠的工作。明信片上，有一片平淡无奇的加拿大风景。
“想想看，”克里斯塔写道，“我连柏林墙已经倒了都不知道！我一心都扑在造房子上了，而且这边的消息也很闭塞，没有报纸，也看不见人……”
在闭塞的波兰村庄的上方，在克里斯塔木屋的上方，一轮清朗的明月照耀着。克里斯塔睡着有一会儿了，她在梦中孜孜不倦地说着自己曾经拒绝学习的语言：冰岛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自从柏林墙倒下后，克里斯塔就开始说这些语言了。Gute Nacht, Christa. Schöne gute Nacht. Schlaf mit den Engelchen ein ...

附记
也许克里斯塔的故事最能体现记忆的不可捉摸性，最能体现我们虽然不知为了什么，却还要孜孜不倦地保存偶得的故事、偶得的照片与偶得的物件的这一过程。我们在神秘的生命版图上走得越远，越会发现这些被我们保存下的偶得物件，是可以（但不必）在日后显现出某种与我们自身的逻辑关联性的。偶得之物似乎是受我们自身磁场所吸引，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比如，我们也许突然在自己的东西中发现了一枚钉子和一根绳子，但想不起来它们是怎么来到自己手上的。对它们最后也最无趣的解释永远都是：钉子是用来钉在墙上的，而绳子可以用来吊死自己。
至于克里斯塔的故事为何进入我的磁场，当时我还不知道。几年后——就在我写这个附记的此刻——在偶然的机会下，我发现了个中原因。我身处柏林，为两个噩梦所追逐，围绕这两个梦，我将自己的生活像卷线一样牢牢地卷成了一团。一个噩梦的名字叫家，那是我已经失去的，另一个噩梦的名字叫墙，那是在我刚失去的家园内新立的。在柏林时我常假想自己登上不存在的瞭望台，向着南方轻轻挥一挥我的拳头。噩梦中，我常看见自己不停造一幢房子，但每一造成就遭到摧毁。我随身带着克里斯塔送给第一个雅内克的德语课本。我的德语没有长进。在我柏林的临时居所中，我常念着Gute Nacht来哄自己入睡，也轻轻念出最后关于天使的部分。至目前为止，这些是我唯一会说的德语。

年轻人单纯的身世感动了我。他眉目清秀忧郁，嘴唇丰满，有一双大大的杏眼，眸色幽深，黑发闪闪发亮，低低地梳着一条马尾，体格还是少年的样子。
“费尔南多·佩索阿，我们的诗人……”青年不无骄傲地说，指着一尊诗人的铜坐像。
潮闷、黏腻的黄昏正降临在残破楼宇周边的广场上。
“你要我带你逛逛上城吗？”青年悦耳地问道。
我们向街中走去时，我发现自己难以跟上他轻快的脚步。我停下片刻，想喘口气。此时，青年拐上前方一条狭窄的巷道，消失了。继而又探出头来，对我友好地招招手，说：“你在哪儿？来这里，走这边近……”
然后他伸出手来。我犹豫片刻，握住了那只手。
其他的事，我全记不清了。那天晚上的记忆仿佛一场不连贯的噩梦，一次令人晕眩的午夜疾驰。我记得一个同性恋，记得一个酒吧，一条强壮的裸露的手臂，支在一些小玻璃杯中间，法朵的乐声仿佛晚露，附着在酒客的身上，有一个喝醉的荷兰人，一个长得像灵缇的波兰裔葡萄牙人或葡萄牙裔波兰人，我的同伴往他的手里塞了一点钱，就得到了一小包大麻膏，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逃亡此处的英国人，他有一个朋友，是当地的娼妓。我记得我的同伴只用一只手就驾轻就熟地卷起了一支大麻……我记得一个年轻女人拥抱亲吻他时，我心中涌起的嫉妒，记得他在我身上越来越频繁的抚摸，记得落在我脖子上越来越温柔的吻，记得他劝我趁着还不迟（是什么事要迟了？）应该去叫一辆出租车，记得自由大道上炽热、激烈的肢体纠缠，记得过往车辆不断投在我们身上的灯光，记得他的吻，热烈、湿润、柔情万种。我记得前台向我们投来的黠笑，记得夜半醒来眼前几乎如珍珠般散发着荧光的男人的脊骨，记得他少年般窄小的臀，他散开的柔亮的头发。我记得自己映照在卫生间镜中，记得自己乍见之下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真的老了，我想到。这个想法令我心痛。我绝望地回到床上。我记得自己在黑暗中伸出的笨重的手，因为胆怯而不敢碰他，早晨他与夜晚同样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记得他的腰背特别挺拔，他穿上一件蓝黑格子衬衣，在门口驻足片刻，仿佛在期待什么……

——《里斯本之夜》

周二那天，我从凯什索德烈火车站坐车去埃什托里尔和卡斯凯什。我亦步亦趋地跟随旅游手册，好像观光客的驯顺可以压抑我再见到他的渴望。傍晚，我挣脱隐形的绳索，直奔上城。整个古城随我激动的脉搏跳动着。我在狭窄的巷道中穿行，驻足于每一家光线幽暗的酒馆前。许多酒馆中都有当地人在看电视、打扑克、喝葡萄酒。其中有一个吧台前点了一盏昏暗的灯，坐着一排老妇，墙上挂了一幅巨型油画，画上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我被这幅画吸引住了，很快一个干瘪的老妇发现了我的凝视，仿佛噩梦中的幽灵，走到门前，看了看墙上的画，叹一口气，点了点头，指指一个胖墩墩的老妇，后者正在心不在焉地看电视。她就是画上的女孩。老妇演出的这场伤感的默剧，给予了我人生易逝的简短教训，她仿佛人生飞船中领座的空乘，在为我指明方向的同时，深深划伤了我，带给我一种隐隐的惘然。
一阵恼人的潮闷的风，更加剧了我的烦闷。我受比莉·荷莉戴的吸引，拐进一家酒馆，在吧台前坐下，点了一杯波尔多。比莉充满魔性的声音在烟雾缭绕的酒馆中袅袅绕梁。因为欲望，因为口中的波尔多，我感到意志薄弱。在另一个有许多黑人男性扭着屁股激烈起舞的酒吧里，我喝下了当晚的第二杯波尔多……而在第三个酒吧里，我在法朵的魔力中坐成了雕塑，固执地等待着安东尼奥那清秀而忧郁的脸……
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我不仅仅是在寻找安东尼奥，更是在寻找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就在心灰意冷，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时，安东尼奥出现了，他坐到我的桌前，好像这是我们约好的，亲了亲我的脸，然后用他沉郁的声音说：“我们走……”
即使是在最好的小说里，情爱描写也时刻处在沦为床戏的危险中。爱情戏的好坏似乎与作者的描写功力无关，而仅仅取决于清洁剂本身。问题是我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情节。从一开始，我就像踏进捕鼠夹一样，踩进了色情片赤裸裸的程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