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投降博物馆【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前言
柏林动物园内，住着活海象的水池畔，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展位。展位上的玻璃箱陈列着从死于1961年8月21日的海象罗兰腹中找到的所有物品。具体如下：
一枚粉红色打火机；四根棒冰棍（木制）；一枚贵宾狗形金属胸针；一把啤酒起子；一只手镯（大概是银的）；一根发卡；一支木头铅笔；一把儿童水枪；一把塑料刀；一副墨镜；一条小项链；一根弹簧（非常小）；一个橡皮圈；一顶降落伞（儿童玩具）；一条长约十八英尺的铁链；四根钉子（非常大）；一辆绿色塑料小汽车；一把铁梳子；一块塑料徽章；一个小娃娃；一只啤酒罐（皮尔森牌，半品脱）；一盒火柴；一只婴儿鞋；一个罗盘；一把小小的汽车钥匙；四枚硬币；一把木柄刀；一只安抚奶嘴；一堆钥匙（五把）；一只挂锁；一小塑料包针线。
游客在这不同寻常的展品前看得出了神，几乎不觉得吓人，就好像在看出土文物。游客知道这些东西成为展品纯粹是由巧合（也就是罗兰兴之所至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但依然不肯放弃一个诗意的想法，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之间可能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微妙而神秘的联系。受这一想法驱使，游客开始围绕展品搭建语义学框架，开始围绕罗兰的死期搭建当时的历史语境（比如他发现，罗兰是柏林墙竣工一周后死的）。
以下章节与片段，就应该以类似的方式来阅读。读者如果感到章节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有意义的联系，请耐心：联系会根据自己的节奏显现出来。另外：日后某些警察可能会来追究这本东西究竟是小说还是自传，但这个问题读者大可不必费心。
▷第二章 家庭博物馆
II 花面笔记本
他亲手切完瓜，把瓜籽收好，用纸包起来，这才开始吃瓜。吃完后，他又让加普卡为他拿来笔墨，亲手在装瓜籽的纸包上题道：“于某年某月某日吃瓜。”如果当天有人来做客，还要写：“在座有某某、某某与某某。”
——V. N.果戈理，《伊凡·伊万诺维奇和伊凡·尼科弗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卡巴科夫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深度收集，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了《从不扔东西的人》这件多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整件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采用了各种媒体作为记录手段的日记，一部全方位多角度记录自己的自传。卡巴科夫这件作品的作者，拟定为一个不知名的苏联市民，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美的理解，自己的语言，并写下了这部不寻常的（自己的）传记。
作品一开头是一段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对自己的描述；接着是大量分门别类地有序地粘在或钉在巨幅画板上的实物垃圾；然后还有各种被绑住吊起来或装在盒子里的器物，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分类标签；最后还有数不清的练习簿、文件夹、文件、日记本。那个平凡的苏联市民，既是这些东西的作者、主人，又是这些东西所刻画的主角。
有些画板上粘着很小的垃圾，捡到每一件垃圾的日期和时间（如：3月15日晚）与垃圾被发现时的情境描写（如：起床时在床边角落里找到，因为没有扫帚，就去问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借了一把；四月大扫除时在桌上找到；当时在下雨）通常都写在画板的顶部。在每件小垃圾（蛋壳、弹簧、面包屑、指甲、头发、剃须刀片等）下面，都有一行标注（晚饭吃掉了；尼古拉给我的；剔牙所得；未知；从拖鞋中找出；当时我在做针线活；我不记得；我在吃鸡蛋；我在削铅笔；我用它刮了十五次胡子）。
在叙述过程中，卡巴科夫不仅重现了一个普通苏联市民的思想、世界观与美学品味，而且，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确切说来，他采用了对自己，一个普通市民来说，能够胜任的创作方式：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记录流行文化的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粘的东西越大，画板上的说明性文字也就越具体。比如，在一个药片的包装盒下面，他写道：弗洛迪亚头疼，问我有没有药，我没有阿斯匹林，只有扑热息痛，他吃下去好了点。而在一个空玻璃罐下他写道：这是维卡给我带蛋黄酱时用的玻璃瓶。
根植于混乱的日常byt’之中，卡巴科夫为琐碎之物书写了一部宏大的多媒体传记/自传。在名为《我的一生》的手帐集（自然，这又是卡巴科夫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的创作）中，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原原本本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世俗的日常生活。卡巴科夫用垃圾来书写这部传记/自传，本来就颇具荒谬（或悲剧）的意味，而这一意味，又因传主本人的缺席而显得越发深重。这位匿名公民兼传记作者的个人命运，完全是整个体制（即苏联）及其品味、观念与语言的后果与缩影。通过隐藏在普通苏联市民这一面具背后，通过以他的身份收集到的日常垃圾，卡巴科夫向我们展示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文化、教育对日常与私人生活复杂的渗透，并通过将垃圾置于所谓高雅艺术的主题之上，从根本上向官方文化发起了挑战。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我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从未见过如此骇人、苦涩又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普通人的传记/自传，被这样清晰、苦涩而赤裸地降格为事实，被如此粗暴地打满了体制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