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这包里藏着什么：许多照片（大部分是我母亲的）；几封信（我父亲写的）；一枚金币；一个银烟匣；一块丝巾；一缕……头发。
母亲的照片都很有意思：有些是她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有些是她穿着水手服戴着学生帽，有些是她穿着泳装（母亲坐在船上，不知哪片海在她身后闪着金光；日后，我也会看到这片海）。还有一些照片上有一对老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和外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我阿姨。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表妹。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与这些人都不熟。
除了拍母亲的照片（用一条丝带绑着），手袋里还有父亲的照片；还有我的照片（都是新生儿时期拍的）；还有全家福：母亲、父亲和我，在白雪皑皑、田园牧歌的布景前拍下的，好像在玩雪的照片。
手袋里的信都是1948年写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发信地址是一个叫TB医疗站的地方（你当时在我肚子里，还没生出来。母亲曾说）。我一开始认字，就偷偷去读了这些信。上面写的东西都极其深奥：比如战后的各种票（你的票够用吗？）；链霉素（有人成功提取了链霉素，能救命）；培根（有人弄到了一块珍贵的培根）；还有爱情（不管看向哪里，我都能看见你的脸）。
金币是母亲娘家的，传给她终生保管。后来，一枚杏形金戒指（父亲送的）和一小块镶牙用的金块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宝藏的一部分。这些是她唯三值钱的东西。
香烟匣子是银质的，曾经属于我外公。盖子上有一匹奔马（这是一匹奔马。母亲曾说）。我喜欢用手指勾勒这匹奔马，打开盖子，嗅闻我素未谋面的外公留下的烟味。
真丝丝巾（母亲喜欢强调它的真）是外婆随信寄来的。这块像空气一样轻、附在信里偷偷寄来的丝巾，在我未知的大门上打开了一条裂口。真丝一词像一块磁石，把其他一些含义模糊的词也吸引了过来，比如祖母绿。我以前很喜欢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说，好像含着一块碧绿的薄荷硬糖。
包里还有一卷丝一样的头发，像小飞虫一样包在赛璐璐包装纸里——那是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喜欢拿这张赛璐璐的包装纸，举到光下，捕捉一缕缕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皮手袋越来越旧，越来越塌，边角上的皮越来越斑驳。因为这个包已经关不上了，照片就都流了出来，从包里往外，像流水一样，在立柜里越铺越开。为了恢复秩序，我们把照片叠起来，用绳子绑住，放回包里。放不下的就整理到盒子里，夹到书里，塞进抽屉里。但母亲的手袋依旧是记忆的中心。

“你看，”她说，指着一个长得像灵缇的青年，“这是我的初恋……”
这张脸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因为她经常指着它说同一句话：“这是我的初恋。”
“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说，用指尖摩挲着内页的薄膜，好像摩挲一只水晶球。

1989年6月母亲从医院出来，因为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要我给她照张相。透过佳能自动相机小小的取景口，我看到她挣扎着，想给自己惊恐的脸上换一个表情，好作为她最后的表情留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做纪念。我想她当时已经确信自己活不了了。她暗自努力，想让阴沉的面部变得明朗，想扬起嘴角做出微笑，却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有一种表情出现在脸上（当然，她自己是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一种赤裸的恐惧的痉挛。
我强压心头涌上的情感，躲在相机后面，心中犹豫不决，既想完成母亲的愿望，又怕这愿望真的会一语成谶。
“就这样！”我说着，按下快门。
天假其便：相机坏了。母亲的病好了。

我频繁地花很长时间洗澡，这样他就听不到我的哭声。我在热水的冲淋下感觉着慵懒的疲劳与强烈的失落。好几次，我决定立即站起来，叫一辆出租车，拿起行李，摔上门，永远地离开他，但每次都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既甜蜜又苦涩的不幸感所压制，而难以动弹。我觉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庸俗的玻璃球里，像一对年事已高的亚当和夏娃，回到了伊甸园的树下，有人颠倒了玻璃球，雪片落在我们身上，生死已经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们都出不去了。夜晚，我被他的哭声吵醒，那哭声像女人的哭声，像我自己的哭声。压制我无法离开的同一股力量，此时也让我无法伸出手臂，拥抱他。
第三天，我们，这两个默剧演员，起身出了门。太阳像聚光灯一样刺眼，我们走过玛利亚广场，各自背负着千言万语。空气中有热红酒、丁香与肉桂的气味，正是二月中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像三流小品中的演员，被应时当令的布景围绕着。白炽的骄阳仿佛放大镜，暴露出我们脸上的每一根皱纹，我们都本能地寻找阴凉的地方躲避。
到了机场，我们坐下来，一边喝东西，一边等到了我的飞机。我们一起走向出口。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拍立得照相亭，然后——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走了进去。我们挤坐在一张圆凳子上，被肮脏的门帘保护着，等待红灯亮起。红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亮起时，他突然吻了我。相机的取景音，规定了这个吻的长度。

我一边走，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但还是回过了头。他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他的脸，几天来第一次露出了失落与不安，像相机闪光灯一样，匆匆一闪，就消失在了人群里。我团起兜里的照片，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后来我想，何以生命舞台的设计员，会给我们痛苦的离别设计这样一场不真实的结尾，让我们长达数年的爱情，结束在机场照相亭里的拍立得之吻与相机的咔嚓声中，在表现不可抗拒的爱欲时，也表现了其中包含着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1991年，当父亲曾以为能够实现的那个理想不可挽回地粉碎了以后，当为这个理想凝聚在一起的各个国家终于分裂了以后，母亲搜罗出父亲所有的奖章（民族团结贡献奖、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奖等），整整一堆，放进一个塑料袋——仿佛安放一堆人类的骸骨——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人生就是一本相册。相册里有的是真的，相册里没有的，从没有发生过。”我有个朋友曾经这样说。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用双手把眼睛遮起来，说我不见了，然后打开双手，又说我在这儿呢。在场人听了，都会欢呼雀跃：啊，你在这儿啊！
这个幼儿时的小游戏——在我们心中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我在这里，所以我存在（因此，我看得见）；我不见了，所以我不存在（因此，我看不见）——还有一个成人版本。我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手做成望远镜的样子举到眼前，然后玩笑性地威胁伙伴们：我看到你啦！再大一点后，我们用纸筒代替了手。纸筒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收缩进小小的圆圈，给它加了一个框。纸筒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能选择细看这个，或那个）。透过白色纸筒抵达我们双眼的世界，因为被分割成一个个圆形的局部，于是更瞩目，也更美。那句玩笑性的威胁——我看见你啦！——此时实现了其全部意义。没有纸筒的人只是能看见，而有了纸筒的人，便真正具有了观看的能力。在纸筒这一简单的装置的帮助下，人以自己更觉舒适的尺寸，亦即一帧照片的尺寸，看到了世界。

我第一次去纽约时（心里因为终于能看到它而隐隐激动），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走在街头心里竟毫无感觉。我在心里捏自己的脸，揉自己的心，但除了木然与漠然，依旧什么感觉也没有。
然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车里大声放着调频广播），在挡风玻璃上，我发现了（！）一块屏幕，无数画面扑面而来，让我倒吸一口气。多亏这次普普通通的出租车之旅所营造出的影院效果（它的颠簸移动、车内的音乐，以及形似屏幕的挡风玻璃），我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城市，与这座城市中的我自己。我有了一个纸筒（我看——见你啦！），透过这个神奇的隧道，纽约带着它所有的美，涌进了我的双眼。

照片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照片是我们衡量世界的尺度。照片也是一种记忆。记忆的先决条件，是将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而将这些小小的矩形整理成册，本质上是一种书写自传的方法。
在家庭相册与自传这两种艺术体裁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联系：相册是物质的自传，而自传则是文字的相册。
整理家庭相册，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其中不乏对艺术的追求）。写自传（不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文艺价值）同样是一种艺术创作。
相比于专业主义（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们姑且先这么叫吧）的艺术创作，业余主义的优势，或者说不同之处在于，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痛楚。一种只有业余艺术作品（像超感知觉一样）才能触及，并传递给观众或读者的痛楚。技艺精湛的所有艺术品，鲜有能触及这种痛楚的例子。这种痛楚是保留给业余艺术创作者的猎物，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在无意中触及它。

相册的整理与自传的编写，本身都是一种业余艺术创作，因其业余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沦为二流。因为整理相册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想要从多个角度尽量多彩地展现生活的下意识的期望，而生活在这样的期望下，便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死气沉沉的碎片。编写自传时，人对事件的记忆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传牵涉的事都发生在过去，可问题是，记录这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人，却是一个现在的人。
只有一个成就，是这两种艺术体裁都有可能达成的（虽然它们都并不期望达成什么，因为它们的天性中没有算计这种东西），那就是于无意中击中某个痛点。当这样的奇迹发生时（当然，它很少发生），这件平凡的业余艺术作品，将会在艺术之外的另一种层面上取得胜利，即使是最辉煌的艺术作品，在它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在文学世界中，真正的作家，都会嫉妒这样一件（从失败中绝地反攻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有如神助般，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达成的高度。

自传是一种严肃而伤感的艺术体裁。就仿佛在作者与读者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着这种类型的底层编码：在创作与欣赏的过程中，自觉调整脉搏、控制心跳、放慢呼吸、降低血压……

“本质上，世界是被分类形塑的。没有分类，就没有记忆。没有分类，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想象。”瓦吉诺夫的男主人公这样想道。

卡巴科夫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深度收集，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了《从不扔东西的人》这件多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整件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采用了各种媒体作为记录手段的日记，一部全方位多角度记录自己的自传。卡巴科夫这件作品的作者，拟定为一个不知名的苏联市民，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美的理解，自己的语言，并写下了这部不寻常的（自己的）传记。
作品一开头是一段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对自己的描述；接着是大量分门别类地有序地粘在或钉在巨幅画板上的实物垃圾；然后还有各种被绑住吊起来或装在盒子里的器物，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分类标签；最后还有数不清的练习簿、文件夹、文件、日记本。那个平凡的苏联市民，既是这些东西的作者、主人，又是这些东西所刻画的主角。
有些画板上粘着很小的垃圾，捡到每一件垃圾的日期和时间（如：3月15日晚）与垃圾被发现时的情境描写（如：起床时在床边角落里找到，因为没有扫帚，就去问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借了一把；四月大扫除时在桌上找到；当时在下雨）通常都写在画板的顶部。在每件小垃圾（蛋壳、弹簧、面包屑、指甲、头发、剃须刀片等）下面，都有一行标注（晚饭吃掉了；尼古拉给我的；剔牙所得；未知；从拖鞋中找出；当时我在做针线活；我不记得；我在吃鸡蛋；我在削铅笔；我用它刮了十五次胡子）。
在叙述过程中，卡巴科夫不仅重现了一个普通苏联市民的思想、世界观与美学品味，而且，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确切说来，他采用了对自己，一个普通市民来说，能够胜任的创作方式：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记录流行文化的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粘的东西越大，画板上的说明性文字也就越具体。比如，在一个药片的包装盒下面，他写道：弗洛迪亚头疼，问我有没有药，我没有阿斯匹林，只有扑热息痛，他吃下去好了点。而在一个空玻璃罐下他写道：这是维卡给我带蛋黄酱时用的玻璃瓶。

根植于混乱的日常byt’之中，卡巴科夫为琐碎之物书写了一部宏大的多媒体传记/自传。在名为《我的一生》的手帐集（自然，这又是卡巴科夫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的创作）中，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原原本本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世俗的日常生活。卡巴科夫用垃圾来书写这部传记/自传，本来就颇具荒谬（或悲剧）的意味，而这一意味，又因传主本人的缺席而显得越发深重。这位匿名公民兼传记作者的个人命运，完全是整个体制（即苏联）及其品味、观念与语言的后果与缩影。通过隐藏在普通苏联市民这一面具背后，通过以他的身份收集到的日常垃圾，卡巴科夫向我们展示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文化、教育对日常与私人生活复杂的渗透，并通过将垃圾置于所谓高雅艺术的主题之上，从根本上向官方文化发起了挑战。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我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从未见过如此骇人、苦涩又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普通人的传记/自传，被这样清晰、苦涩而赤裸地降格为事实，被如此粗暴地打满了体制的烙印。

“性格形成期所遭遇的创伤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我的朋友V. K.曾说过，“有些人把这种感觉叫作怀旧。”

突然间，我感到腹胃中被塞进一块冰凉的焦虑。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今天我需要的不是书，也不是前进：我需要命运，需要红珊瑚般沉重的哀悼。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第三工厂》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有时我也困扰，但通常我只是看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信号，我们过去心照不宣的小习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由于我的无动于衷，大家逐渐放弃了将我记忆唤回的信念。最终他们变得无话可说。而触动我最久的其实是他们的样子：我女儿把头发甩到脑后的样子，我儿子咬眼镜腿的样子，或者，我妻子疲惫时一再伸展后背的样子。那都是铭刻在我心里的样子。然而这些样子逐渐被新的样子，或是我未曾留意的旧的样子所取代。回想过去，我感到疑惑：我对他们了解得这样少，我们何以这样共度了一生？”哲尔吉·康拉德说。
“有些事我确实还记得，比如年少时的渴望。现在看来都很傻了。比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马，总梦想有一天可以骑马……连这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母亲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在渴望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从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母亲说。
“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持久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本能冲动成了情感与信息处理的主要依据，然而，这种模糊的需要在其理性一面的对冲之下，往往不会导向实际行为动……”《哲学词典》如是说。

“细想之下，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东西，是恐惧。小时候，我很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出奇，却能在我心里激起极大的恐惧。”母亲说。
“实际上，我体会到的恐惧都是短暂的，与其说我感到恐惧，不如说我感到不真实……”彼得·汉德克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精彩的小说大可不必模仿真实的生活。”巴别尔说。
“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

附记
最后那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是我后来加的，1991年9月20日，母亲突然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会是本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一直在尝试的题材可以就此打住了。这句话是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加上的。整个九月，我们往返于停电的家和防空洞之间，被警报的声音、电视上国破家亡的画面和心中的恐惧折磨着。每次去防空洞，我们都随身带着证件，以便万一炸死，别人能知道我们是谁。她在日记中曾天真而动人地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但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人们窃窃私中所说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1946年，她来到战火蹂躏的南斯拉夫。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来到这里，错过了整个开头。如今，在她人生即将结束的此刻，她把这个开头补上了。她小时候最怕的是里外翻转的手套。如今，真假就像手套的里外两面，被彻底翻转了过来。
每次去防空洞，她都会带着……一个笼子，里面是她那只虎皮鹦鹉。她把她心中剩余的所有爱，都给了这只我一个月前不顾她反对给她买的鹦鹉。她好像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甚至不担心她自己。她的整个人——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的人——将最后一口气，倾注在了这只微型的天使身上。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带进防空洞的东西只有两件：她的身份证和她的虎皮鹦鹉，在这小小的、天使的复制品中，一颗心脏正怦怦、怦怦、怦怦地跳动着……

我时常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母亲。她的一生在我眼中好像一块便宜的布料，别人塞给了她，而她要永远拿着，它没有弹性，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她对待她的一生，似乎也真的像是对待一块布料那样：她洗它、熨它、缝补它，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收在橱柜里。
我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她，为什么我唯一了解的那一点儿，又都如此琐碎。她对我要了解的多了。她像我的房东又像一个小偷那样，掌管着我的密码，通向我疼痛的密码。我自己也不了解那种疼痛，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战胜它，为什么每次都为了它而不能呼吸。
我只了解她的姿势，她的动作，她的表情，她的语气，这些东西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照镜子时，总有某些时刻、某一瞬间，好像在二次曝光的照片上一样，我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镜像，而是她的样子。我看到两条线，不可阻挡地往下走，停在（目前而言还）隐约可见的松弛下垂的地方。
我越来越多地在夜半因为胸闷而醒来，越来越多地像她一样咂嘴。她午睡时，我会偷偷观察她。她的上唇上面会出现小小的汗珠。不知道我睡觉时，脸上是否也这样清晰地显出我向绝望越陷越深的样子呢？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摆起了双腿，扭动脚趾，仿佛要碾碎空气。而这是一个她的动作。
有时我会突然被焦虑席卷，好像于意想不到之时被打了一棍，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的脸上是否也有跟她一样的无助与脆弱？我是否也会用轻咳来假装平静，就像她所做的一样呢？
有时我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她的沙哑，有时她的声音会闯入我的声音，那样的时刻，我说话就仿佛是两个人在说话，我只好像她一样不时欲言又止，把某些词的尾音拖长，耐心等待这一刻过去。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约会归来，才刚与男孩一遍遍经历了我们的离别之吻——到家时，浑身还笼罩在肾上腺素里，脑内还下意识地重复着刚才的内容，回放着刚才的画面，结果就在母亲嘴唇上，结结实实地，像吻那个男孩一样吻了一下。这个笨拙的举动令我莫名不安。如今想来，也许因为当初我冥冥之中知道自己吻的正是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的镜像，当然，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每当我在自己身上看到她，每当她的形象浮现出来，我的眼前就会重现那个吻，那是我们的开始：她双眼睁得圆圆的，有点惊讶，眼中反射着我与她相同的尴尬表情。

母亲的朋友缇娜家有一棵树，一棵日本苹果树。
“快来。”托米卡招呼我，他是缇娜的儿子，跟我同岁。
我乖乖地跟着他跑去。我们来到树下。树上开着深粉色的苹果花，树盖伸展，遮天蔽日。
“现在我们要爬上去。”托米卡说。我们爬上低矮的树桩，舒舒服服地坐在由枝桠构成的网中。
“看见了吗？”托米卡趾高气扬地说，指点着树下属于他的江山。
我们坐在天堂树上，藏身繁花似锦的树盖中。阳光穿透进来，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小圆点。我们就这样，在这个暖融融的盛着苹果的碗里坐着，沉醉在昆虫的嗡嗡声中，沉浸在深粉色的醉人的花香里。这香气又甜又浓，仿佛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直逼过来。我被这甜香熏得几欲摔倒，伸手去抓一根树枝，手指在粗糙的树皮上擦破了。
粉红的擦痕渗出小小的血珠，静悄悄落到一片花瓣上。
“快把血吸掉……”托米卡轻声说。
“为什么？”
“不然你会死的……”他用一种故弄玄虚的声音说。
我乖乖地吸掉手指上的小血珠。血的味道很甜，也很奇怪。我的心莫可名状地悸动着，仿佛即将发现什么伟大的秘密。我颤抖着，深吸着馥郁的花香，好像盲人一样循着气味的线索，探究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死这个词好像一个金色的指环，在空中回荡，久久不去。我坐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看着擦破的皮肤上细小的金色绒毛和下面粉红的血肉，一只黑色的大蚂蚁从伤口上爬了过去。感觉上我很小，而蚂蚁很大。
“现在，我们来下雪吧。”托米卡说，开始晃动树枝。
下方如茵的绿草地上，下起了深粉色的暴雪。在飞旋的花瓣中，我看到了我带血的那一瓣。我们就那样坐着，小小的，仿佛坐在玻璃球中，身陷一场花瓣的雪暴，托米卡和我，独处在世界上。

“你写我，是为了你自己；我写我自己，却是为了你。”阿尔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动物园》中写情书给她的那位女性，曾这样说道。
我写母亲，实际上是为了在遗忘的黑暗中捕猎我自己的画面。但其实我与母亲所有的画面都是共同的，即使她不在某一帧里，她也依然存在于整个情境里。

我用手指划着玻璃球。我将它握在手里，像握一个苹果那样，用我的手心温暖冰凉的玻璃，用冰凉的玻璃冷却我的手心。玻璃球中，坐着我的母亲，她正在舔指尖上的雪花。
我透过玻璃看着她，想着她，试图感受内在的她。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她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与苔丝、玛琳、嘉莉、艾娃、安娜、爱玛、贝蒂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我翻转玻璃球，突然间，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这么的小，这么不自由，她一定很孤独，很冷……我将玻璃球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苹果那样，我将它送到嘴边，用我的气息温暖它。母亲在水汽中消失了。

她的邻居薇瑞卡在一个意大利牌洗衣粉里找到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就要我给她买意大利牌的洗衣粉，我（怀着同样的愤怒与怜悯）拒绝后，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的朋友。说的时候，语气好像在逗他（我知道有点蠢，但是……），好像她正在跟他分享的，是什么甜甜的小秘密（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拍照）。
这件事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痛了我。她的天真（竟以为每一包意大利洗衣粉里都有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单纯的愿望，她看见什么都想要的孩子脾气，好像在她的世界里打开了一道裂痕，透过裂痕，新的光线洒在她身上。我开始看到，也许她一直想要的不过是陌生人用苹果做的玫瑰。不过是一个奇迹。一颗在里面能找到惊喜的奇趣蛋。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这些，只要这一点小东西，帮她捱过难捱的日子。只要一块帽子里变出的丝帕，一只白鸽，一根魔术棒，几张活画片儿。只要玻璃球中的一场暴雪，只要苹果皮做出的一朵玫瑰。再不需要别的了。天啊，她要的算多吗？天啊，她要的只是这些吗？

我想象此时她躺在床上，正在读书。她感觉眼睛疼了，缓缓脱掉眼镜，合上书，把眼镜放在书上。她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摆动双腿，用脚趾搓捻着黑暗。她看了看自己浮肿的手，伸到床头灯下细细检查。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一再更换着频道——每个台都是雪花片。每个台的雪花片都漫出来，下在了她的房间里。她关掉电视，懒洋洋地走进卫生间。她久久地坐在马桶上，一边用脚趾搓捻着空气，一边小便。黑暗中，她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她又从卫生间走进厨房。她任由灯就那么暗着。她打开冰箱，盯着被照亮的一切看了一会儿，好像要找什么东西。白色网架上有一盒酸奶，一盒牛奶，一小块奶酪——仿佛一顿给老鼠吃的晚饭。她关上冰箱，什么也没拿。
她走到窗边，在黑暗中摸了摸非洲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她靠在窗台上，抽着烟，凝视着夜色。在她的下方，大片油亮的绿叶颤动着，发出沙沙声。在月光的照耀下，看起来都像银色的盘子。一两年后，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银盘将会长到她窗户的高度。阔叶乔木长得真快啊……
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夜色中跳动。怦怦、怦怦、怦怦……突然有些被打动了，好像那是体内一只迷了路的老鼠，出于恐惧，正在敲打她的心墙。她抚摸着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这让她的心安静下来。
临近的楼里，苍白的灯光零星亮起。在其中一扇窗前，她看到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正在抽烟。另一扇窗前，一个女人倚在窗台上，也在吸烟。她看着那个女人，仿佛看着自己的镜像。三个烟头，三个光点，在夜色中闪烁，肥厚的叶子吸收着香烟。她突然很想跟她们招手，但打消了这个想法，在夜色的掩护下，她微微地笑了。她在想象中完成了这个动作，用手指，谨慎地发送出一个小小的讯号。并且想象那两个吸烟的人，也在向她发送同样的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