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31至1632年的那个冬天,海牙出现了另一个人,他或许比洪特霍斯特还要更直接地刺激了伦勃朗想要成为“荷兰的鲁本斯”的雄心。此人便是安东尼·凡·戴克。当然,凡·戴克曾是鲁本斯最具天赋且最负盛名的门徒。但他与老恩师的关系却并不简单,因为他不想仅仅是充当鲁本斯在政治上不受欢迎或者有其他事务要处理时的替补佛兰德大师。1630年之前,凡·戴克那明显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只铸就了一半。他最重要的一幅宗教画是为安特卫普的一座教堂创作的《圣奥古斯丁的狂喜》(St. Augustine in Ecstasy),这幅画大量借鉴了鲁本斯的风格,并被紧挨着放置在鲁本斯创作的圣母和圣徒巨画的左侧。尽管尝试过了,但是对于凡·戴克来说,想要避免在鲁本斯长久以来在宫廷里建立的盛名中循环打转,是十分困难的(或许也是不可取的)。他在热那亚的赞助人就是鲁本斯二十年前画过的那些家族。当他给法国古典学者尼古拉斯—克洛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作画时,房间里或许也放着佩雷斯克的挚友鲁本斯的自画像。况且,被别人认作是鲁本斯第二,虽然会有一些苦恼,但还有一些显见好处,尤其是报酬的额度。他受雇于布鲁塞尔的女大公伊莎贝拉,作为一名宫廷画师而享有津贴,并且和鲁本斯一样享有减免税务的待遇。
图注:安东尼·凡·戴克,《腓特烈·亨利画像》,约1631至1632年。布面油画,114.3厘米×96.5厘米。巴尔的摩,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1631年冬天的海牙对于凡·戴克来说,似乎成了凭借一己之力最终获得(经洪特霍斯特许可的)“画家中的王子”称号的地方。而他在那里创作的作品,实话实说,确实美得无与伦比:腓特烈·亨利的画像令人叹为观止,画中的腓特烈身披镶金的黑钢铠甲,呈现出一副督军的模样;一幅香艳的提香画风的田园画,画中牧羊人米亚提诺(Myrtillo)扮成女人的模样,正在与宁芙女神阿玛瑞丽斯(Amaryllis)展开一场炽烈的亲吻比赛。如果奥兰治亲王和王妃(以及他们的顾问惠更斯)希望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并不是在一个了无生趣、朴素无比的加尔文派宫廷里执政的话,那么他们无疑需要这样的一幅画来引起必不可少的、引人注目的轰动。
凡·戴克在海牙频繁受雇于人的那段时间里,画了许多荷兰艺术界和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这些绘画作品将被收入到他编选的肖像选集当中,他打算以雕版画的方式,作为《图像集》(Iconography)出版,其中收入的画像不仅包括艺术家,还包括政治家、将军和亲王。这本杂集是一份有意设计的充满含义的声明。书中声称,画家,北方的画家,不再仅仅被当成手艺人了,相反,像彼得·保罗·鲁本斯爵士(还有日后的安东尼·凡·戴克爵士)这样的人,理应被当成一个天然的贵族,完全可以与哲学家、战士和诗人比肩。当然,鲁本斯早已名列博学艺术家之列(该序列里还包含凡·戴克本人)。而荷兰艺术家的部分,他则添加了美好的洪特霍斯特肖像以及不那么美的惠更斯肖像,后者有一双轻微向外突出的眼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双眼睛将逐渐给惠更斯带来麻烦。画中惠更斯的手搭在一本巨大的书上,里面是他的诗歌,或许还包括他一生创作的八百首音乐作品中的一部分。其实,凡·戴克拜访过惠更斯位于海牙的家,或许也想过依此画一幅画。但那段时日并不是完成这项难能可贵的差事的最佳时机。因为一场风暴刮倒了树木,其中一棵树压在了惠更斯家的房顶上,这样一来,惠更斯就无法如凡·戴克希望的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绘画之中。
凡·戴克的这些画作在他过世后才得以部分与公众见面。但是,年轻的伦勃朗一定与惠更斯和洪特霍斯特都有接触,他或许会了解到这个《图像集》的宏大项目。也许,这个项目还让他感到苦恼,因为他并没有像诸如风景画家科内利斯·普伦堡(Cornelis Poelenburgh,鲁本斯曾在1627年造访荷兰时拜访过他)那样,被列入名单中。但也许,正是想跻身这份当代艺术大师名录——堪比瓦萨里笔下那些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的生平,以及卡雷尔·凡·曼德尔的尼德兰艺术家传记——的想法,激发了伦勃朗为当下也为后世打造自己形象的幻想。
图1 保卢斯·庞提乌斯临摹安东尼·凡·戴克,《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17世纪30年代。雕版画。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美术馆
图2 保卢斯·庞提乌斯临摹安东尼·凡·戴克,《康斯坦丁·惠更斯肖像》,17世纪30年代。雕版画。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