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丝毫没有察觉到,她那不管不顾的自我放纵,正在危害民主的命运。悲哉安娜,她的名字甚至让在19世纪50年代发现她卑劣往事的荷兰档案管理员巴克赫伊曾·凡·登·布林克(Bakhuizen van den Brink)博士厌恶到颤抖,忍不住将眼睛从那些下流的细节中移开。她被人们描述成各种样子:无美感,无魅力,无理性,身患脊柱侧弯症,一个心肠恶毒、大喊大叫的泼妇,管不住下半身的酒鬼,在文艺复兴臭名昭著的女性名单中,她处于中心地位。
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位萨克森的安娜知之甚少,所知道的不外乎那个反复被重申的观点,即自一开始她就是个不好对付的人。我们知道的是,她从一个会写信表达对未婚夫难以启齿的热情的少女,变成了一群迅速从摇篮进入坟墓的孩子的母亲,这些都是16世纪的女人惯常的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两个女儿,安娜和艾米丽,以及一个叫作莫里斯的儿子(以他萨克森的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他也体弱多病,差点儿无法存活。然而,莫里斯最后还是活了下来,并成了第二伟大的尼德兰执政和帮助荷兰获胜的总司令。在历史学家看来,莫里斯的优良品德——勇敢、智慧、自律——一定完全来源于他父亲那一脉,且奇迹般地没有受到母亲的恶习的污染。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威廉和安娜的这场婚姻确实成了一场悲剧。那些私人的过错,无论出于想象,还是真实存在的,都被暴躁的王妃变成了公开的闹剧。早在威廉举步维艰之前,安娜就常常因威廉与那些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之情的人(尤其是他的弟弟路易)商讨问题而责难于他。她变得焦躁不安,歇斯底里,有一点妄想狂的倾向。她深切地感受到,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位对婚姻忠诚的圣徒,他对宫廷里的女子优雅地鞠躬或者随便开一句玩笑,都在她过于紧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有预谋的引诱行为。王室里许多注定成为生育机器的年轻女性,一边等着继承丈夫的爵位,一边任她们的丈夫忙于处理他们口中女人一无所知或毫不关心的政治策略。安娜同她们一样,也开始独自行动,参加狩猎派对或骑士比赛。在这些场合,安娜不缺殷勤地用歌曲和韵文将她比作维纳斯、狄安娜、西布莉(Cybele)和伊西斯(Isis)等女神的追求者。
为何一位女神要像一个流浪汉那样活着?安娜怎么也想不通威廉的权势和官运为何会颓败,在她看来,这说明他一定具有一种特别能招惹厄运的古怪能力,于是她疯狂地想要找到一个出气筒。在他俩结婚之前,她的丈夫曾承诺让她过上幸福、华贵的生活,但是婚后却带给了她无尽的哀伤。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完美的求婚者变得憔悴又忧郁,他的头脑里塞满了她无法理解的策略,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加重了他们的麻烦。渐渐地,她自己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早在威廉成为通缉犯,其殷实的家业被毁坏、抢夺、典当之前,安娜就已决定绝对不要被他拉下水。迪伦堡之行是一趟苦修之旅,她的身孕成了严峻的考验,肚里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她恨透了拿骚家族的人。1568年年末,她带着一群喧闹的跟班,逃往了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