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写作《传记》（Vita）的作者起，传记作家都倾向于认为彼得·保罗一定很讨厌这项工作。鲁本斯终其一生都在大肆抱怨套在侍臣身上的“金项链”。即便在他自己佩戴着“金项链”时，他依旧会这样抱怨。在奥德纳尔德市的经历并非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尼德兰的小宫廷，尤其是乡村城镇里的那些，依旧有着这个国家被勃艮第家族——中世纪后期礼仪的制定者——统治的一个世纪里留下来的精致的盾形纹章和仪式。作为一个听差或侍从，鲁本斯确实需要侍奉各位女主人，需要优雅地展现用裤袜完美覆盖的腿，外套和上衣要穿到刚好位于剑柄上方的位置；需要紧紧跟随猎鹰者和猎犬；狩猎兔子时，要表现得充满活力；跳沃尔塔舞时，要不喘不吁；合唱牧歌时，要保持清醒。对于一个脑子里装着诗人维吉尔（Virgil）的男孩来说，有些仪式确实会让他感到煎熬。在伊斯科奈克斯府内，有些地方或许激起了他早期对历史的渴望：家族小教堂里拉兰家族的祖坟，散发着忏悔和涤罪的气息；那些或站着，或单膝跪着的先人石像，身上穿戴着长袍或十字军的锁子甲和头盔，双手紧紧合十祈祷。尽管鲁本斯自己创作的服饰画集要在很久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木刻版画取材自作古已久的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墓葬雕像），但他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知道了历代先人的穿衣风格。或许正是在墓穴阴森的静谧之中，他尝试完成了最早的素描？
或者说更早？
一晃许多年过去。1627年，鲁本斯五十五岁，已成为欧洲人心中“画家中的王子和王子中的画家”，他坐在一艘往来于乌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的牵引驳船上。在此番造访荷兰共和国期间，他的东道主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得了一场病，于是将照料鲁本斯这件令人紧张的任务委派给了年轻的学徒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他出自一个从瓦隆迁徙过来的加尔文派家庭。鲁本斯说，桑德拉特听。桑德拉特在后来关于艺术家的论著《德意志学院》（Teutsche Akademie）中谈起了这段往事。鲁本斯说，他年轻时，一直热衷于临摹汉斯·霍尔拜因和瑞士艺术家托比亚斯·施蒂默（Tobias Stimmer）的小型木刻版画。鲁本斯在晚年时，依旧在临摹施蒂默的《圣经》场景画中的人物，比如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因畏惧驱赶的大天使，单膝下跪；而在另一幅素描中，一个虚弱的人仰躺在地上，被一条条放肆的蛇压着，手脚不断挣扎。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在他年纪尚小的时候，施蒂默画作中的叙事力量首次唤起了他的视觉想象力。并且，这一切很有可能发生在他们一家回到安特卫普之前，因为施蒂默除了是个多产的插画家之外，也是一个激烈抨击教皇和罗马教会的讽刺作家。因此，鲁本斯不大可能是在韦尔东克的学校里看到这些木刻作品的，毕竟这种学校是作为宗教统一的堡垒而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