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奇才】
▷第五章 RHL
在通往莱顿的路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风车。无论你是乘坐拖船沿着莱茵河穿行，透过弥漫的烟雾欣赏低处放牧着牛群的牧场，还是骑着马从莱德多普（Leyderdorp）或苏特沃德（Souterwoude）沿路走来，都能看到风车。风车在城墙的顶端或后面矗立着，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就像哨兵一样。这种沉默的机械哨兵数目众多，它们的臂膀在微风中慢慢地摆动着。在风车后面，透过鳞次栉比的山墙，你可以看到13世纪的塔楼——莱顿古堡，以及两座宏伟的新教教堂——圣彼得教堂和高地教堂（Hooglandsekerk），教堂呈灰褐色，有着高高的塔尖，就像大学花园里晾晒的河豚鱼干。风车方阵笨拙地运动着，看起来可能是在欢迎你，也可能是在威胁你，这取决于你的心情和天气的情况。走近时，你能听到风车木臂划过冷空气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呻吟声，那是拴在那里劳作的“巨兽们”在抱怨。这些风车有着古老而带有水的意味的名字，比如“方舟”和“鹈鹕”，它们似乎一直都在那里，要么从泥炭湿地里抽水，要么为城市的面包师磨面粉。
然而，它们并非一直在那里。当地的编年史家，比如扬·凡·豪特（Jan van Hout）和他的侄子扬·欧尔勒斯（Jan Orlers）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一种设想，认为莱顿最初叫卢格杜努姆（Lugdunum），是古巴达维亚人的部落堡垒。他们自豪地认为那些遥远的祖先和他们这代人一样精明而警觉，认定自己的居住地是侦查莱茵河的好地方，因为莱茵河在这里穿过沙丘的脊背，最终流入北海。就在莱茵河的两条支流（即“旧莱茵河”和“新莱茵河”）交汇的地方，在它最后一条河段的上游，巴达维亚人挖掘了自己的阵地。他们最初的瞭望塔肯定是摇摇晃晃的木质结构，从塔上眺望，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向想要进入（莱茵兰）和想要离开（去英国）的人收取过路费的绝佳地点。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处堡垒，以及夹在沙滩和河流之间的贸易营地。南面是低洼的沼泽地，有时洪水会泛滥到足以让人们驾着平底船，在被风吹弯的芦苇间来回穿梭着捕捉鱼类和水禽。
图注：彼得·巴斯特，《莱顿地图》，1600年。莱顿，莱顿市档案馆
河流湍急，河上船只来来往往。到了13世纪，这个小村庄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城镇。随着莱顿的发展，这里开始需要磨坊，而风车改变了一切。人们从洪水中创造食物，从沼泽中发展畜牧草地，并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在一个需要防御洪水，而不用抵抗骑兵的地方，军事力量能起到的作用要小一些。因此，虽然市中心有一座城堡，但拥有这座城堡的伯爵与市政官员们分享着他的权力。市政官员负责收取过路费并维护莱茵兰的水防体系。他们确保贸易畅通无阻，并交给伯爵一部分过路费，而伯爵则承认他们的自由权利。在莱茵兰水务局大楼那用红砖墙和木料构建的房间里，水利委员们怀着强烈的公共责任心考虑着疏浚淤泥和加固堤坝的事宜，而同样强烈的公共责任心在欧洲其他城市只会用于镇压强盗、异教徒和防范瘟疫。
十几岁的伦勃朗不会理解不了这些课程。但是，如果说彼得·拉斯特曼有哪幅图可以当作伟大历史画的完美诠释，并且可以与意大利的大师相提并论的话，那一定就是他在1625年完成的《科里奥拉努斯和罗马女人》（Coriolanus and the Roman Women）。伦勃朗第一幅标注了日期的画也是这一年完成的。这幅画大致上基于朱利欧·罗马诺的一幅作品绘制而成，画中一位叛逃到蛮族敌人沃尔西人那里的前罗马将军，正站在铺着金色地毯的台阶顶端的圆顶帐篷前，听着他的妻子、母亲和孩子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他不要毁灭家乡罗马。拉斯特曼再一次选择了一个情节，其戏剧性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这是一段言语之间的空白，冲突的效果来自母子之间眼神和手势的生动交流。母亲穿着朴素的红白相间的衣服，像是在对一个迷路的孩子伸出手臂。科里奥拉努斯孝顺地伸出左臂，仿佛同时也在阻止他的战士。整件作品当然符合凡·曼德尔“规则手册”中的建议，但在叙事控制上达到了最高程度。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就像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但很容易辨别。画面充满了暗示性的对比——老人和婴儿之间，圣贤和士兵之间，女性精致漂亮的服装、娇美的皮肤和（科里奥拉努斯左边）蛮族战士下垂的胡须、身上披着的粗糙动物皮之间，都存在着对比。这些都是拉斯特曼直接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荷兰语版的雕版插图中选取出来的。对于那些熟悉这个故事的人来说，这个场景的诸多细节已经宣布了悲剧的结局，即儿子做出了让步，作为叛徒被沃尔西人处决。一把斧子和一根矛正向这位将军的头靠拢。在他身后，被俘的罗马人的一支支权标逐渐消失在阴影中。在一排人头的背景中，一个老兵意味深长地抬头望着那排可怕的长矛。但是，拉斯特曼更乐于暗示这种血腥的牺牲，而不是将它直接表现出来。
图注：彼得·拉斯特曼，《科里奥拉努斯和罗马女人》，1625年。木板油画，81厘米×132厘米。都柏林，圣三一大学
1625年的某个时候，十八岁的伦勃朗回到了莱顿，带回了一幅拉斯特曼的《科里奥拉努斯和罗马女人》素描，脑子里装满了学到的历史画课程。然而，他最早的作品表明，他对如何应用这些典范有些犹豫不决。他试图仿效，结果有时以仿造告终。以伦勃朗于1626年创作的《“历史画”》（“History Painting”）为例，其中的军人形象同样出现在一段铺着地毯的台阶顶端，一群人（这次是男人）聚集在他脚边，摆出恳求的姿态，而大胡子顾问和长矛手则在一旁看着。这幅画亦步亦趋地仿造了拉斯特曼的原作，甚至把科里奥拉努斯那顶部有乳头状突起的帐篷，转换成了模糊的古典背景。本杰明·宾斯托克（Benjamin Binstock）敏锐地指出，这幅画的主题是巴达维亚人的首领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正在欢迎他的高卢囚犯加入他针对罗马人的武装叛乱，这个主题就如同拉斯特曼的那幅画一样，是一场凭借宽大的胸襟取得的胜利。
多年来，这幅《“历史画”》的主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鉴定。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在1963年提出的，认为伦勃朗表现的是约斯特·凡·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的戏剧《帕拉梅德斯》（Palamedes），或名《被谋杀的无辜者》（Murdered Innocence）中的一个场景：一名顾问在阿伽门农（Agamemnon）面前被不公正地指控犯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1619年，奥尔登巴内韦特受到审判和处决，这出戏是对导致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几乎未加掩饰的改编，结果在1625年出版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攻击。冯德尔大概是希望，执政莫里斯那年的死亡，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腓特烈·亨利——一个更加务实的新教徒——的继位，能够让他站在被司法处决的抗辩派领袖立场上的发声受到认同。新政权确实朝着宽容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并不大。这桩丑闻迫使冯德尔躲藏起来，他被处以巨额罚款，这部戏则要到几十年后才能上演。
图注：伦勃朗，《“历史画”》（《宽宏大量的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1626年。木板油画，90.1厘米×121.3厘米。莱顿，布料厅市立博物馆
即使伦勃朗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新手真的鲁莽到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归来的流亡者手中，那么，除非传达的信息明确易懂，否则用绘画来表达忠诚的意义何在？如果把这幅画理解为《帕拉梅德斯》，它的表达显然是不明确的。悲剧英雄在哪里？如果悲剧英雄是帕拉梅德斯，就违反了凡·曼德尔的基本原则，即叙事中的主要人物应该与一众次要人物明确区分开来。然而，伦勃朗画笔下的这群求乞者或囚徒似乎都大同小异，没有一个人因命运或地位的高贵而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但也不妨设想，正如本杰明·宾斯托克认为的那样，拉斯特曼的那幅《科里奥拉努斯和罗马女人》中，站在后排的古日耳曼人使伦勃朗想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对莱顿人、对荷兰人来说意义更大的古代历史事件——巴达维亚人反抗罗马帝国。斯克里维留斯本人把巴达维亚人的历史乃至考古学的发现作为他的主要研究课题，并就这一课题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已经出了两个版本。所以，要么是伦勃朗在讨好这位学者，要么就是斯克里维留斯自己提出来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一个完美的主题。在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中，莱顿是古巴达维亚部落的首都。如果我们同样进行合理的假设，认为伦勃朗是想在第一幅历史画中奉承而不是挑衅当地人的脆弱情感，那么巴达维亚人反抗罗马帝国的故事就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当地主题。不过，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位国王般的人物和他随从的服装，几乎没有早期日耳曼人的特征，但他们确实会让人想起安东尼奥·坦佩斯塔（Antonio Tempesta）的版画。那些版画记录了巴达维亚人起义的历史，并被拿来作为《巴达维亚与罗马的战争》（Batavorum cum Romanis Bellum）一书的插图。出版这本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鲁本斯的老师——莱顿本地人奥托·凡·维恩。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关于巴达维亚人的场景，但故事是什么？如果伦勃朗是在效仿拉斯特曼的《科里奥拉努斯和罗马女人》，那么这一相对平静的场景可能呈现的是一个和解的故事，而不是对抗或谴责。在《历史》第4卷第17章里，塔西佗描述了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一个截然相反版本的科里奥拉努斯）为了赢得曾与罗马人作战的高卢人的忠诚，向他们赠送“工艺品和礼物”，并“把被俘的长官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至于军中的士兵，去留则听凭自愿。留下的人在军中获得了荣誉的职位，而离开的人则可以带走从罗马人手中夺取的战利品”。画面中，战利品是一大堆被丢弃的军事装备，这是伦勃朗毕生痴迷于盔甲的最早证据。这一善行的受益者们脸上混合着敬意和吃惊的表情，似乎与塔西佗的叙述完全一致。就连克劳迪乌斯·西威利斯那种高贵华丽的姿态，也和塔西佗笔下西威利斯就奴隶制、自由和勇气问题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相一致。“自由是大自然赐予的礼物，即使是无法言语的动物也配得到，但勇气是人类特有的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