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奇才】
▷第六章 竞争
7月10日，鲁本斯抵达布雷达，在落入荷兰共和国军队手中多年之后，西班牙国王的旗帜再一次飘扬在这里的堡垒上方。格比尔已经和卡尔顿在海牙会合，鲁本斯写信给格比尔说，他们应该在小镇泽芬贝亨（Zevenbergen）见面，那里就在战斗前线的对面。格比尔的答复是，在如此接近西班牙领土的地方会面，会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仿佛英方正在不遗余力地达成协议，这让英方看起来更像是恳求者，而不是谈判者。他提议在更深入共和国领土的某个城市见面，比如代尔夫特或阿姆斯特丹。鲁本斯向来一丝不苟，绝不会逾越自己收到的指令，于是不得不回到布鲁塞尔，请求让他再走上几英里路，并得到了批准。7月21日，他在代尔夫特会见了格比尔，那里距奥兰治的威廉被暗杀的房子只有一步之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含蓄的格尔比和直率的鲁本斯一起，走遍了荷兰共和国，他们轻声探讨欧洲的命运，大声谈论“抢掠欧罗巴”（Rape of Europa）。
当然，把画作，大量的画作，放在一个画家面前，不管他心里还有什么别的想法，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在安特卫普，画作并不难找，即便如此，鲁本斯也从未见过图像如此密集的世界，更何况在荷兰共和国里，信徒严格遵守加尔文派的教义，他们本该憎恶这些图像才对。这里画作随处可见：在贵族客厅的墙壁上，在市场的摊位上，在版画店里，在孤儿院和各行会的大厅里，在市政厅的法庭上——这是一个图像的世界，不仅仅有油画，还有版画和素描，捶打的金属板和雕花玻璃，既有嬉戏游伴、民兵肖像、风景和田园风光、妓院场景和早餐场景，也有那些可能让他感到惊讶的祭坛画。
当然，这些祭坛画并不会公开展示，而是存放在飞速建造和装潢的秘密教堂（schuilkerken）里。很明显，新任执政无意用武力铲除天主教徒和抗辩派教徒。相反，他们达成了默契。非加尔文派教徒可以按照他们的信仰和礼仪举行集会和礼拜，但不能公开进行。于是，人们从房屋里开辟出一些空间来，用屏风、管风琴、雕像和画作将那里装潢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从外面看，这些房屋和其他私人住宅并无二致，可一旦走进去，上一些台阶，你就会进入一间摆满了长椅、圣像、圣盘，焚香缭绕的房间。在恢复天主教社区的信仰生活方面，没有哪座城市比乌得勒支这座大主教城更热衷了。因此，鲁本斯在7月最后一周的访问成为整个行程中安排得最周密、最热情洋溢的大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伦勃朗把自己的脸叠加在鲁本斯的自画像上时，他并不是要偷取偶像的形象，而是想试戴一下。就好像他趁大师在乡间庄园时，偷偷溜进了大师位于瓦珀广场的房子，在面对一箱金链子时，不知怎的，难以抑制地用手指去触摸上面的链节，让它们的重量正好落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
当然，鲁本斯很少试戴任何东西。他的自我形象，正如他的性格，就像他兄长的导师利普修斯坚持的那样，应该被置于每一个正直的基督教绅士生活的中心：无论受到王室和赞助人的善待或不公正对待，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他都应该是坚定、温和、毫不动摇的。因此，彼得·保罗只有四幅单人自画像，无论他创作时处在生命的什么时期，所有的自画像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有些自画像与其他自画像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丝秃顶的迹象，但这些自画像主要是一种记录，表明时间的流逝对真实的（echte）彼得·保罗的影响是多么小。鲁本斯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画作中，但都有朋友、兄弟、妻子和孩子等亲朋好友（amicitia et familia）的陪伴，而且很明显，他往往不是群像中最重要的人物。
当然，伦勃朗并没有在画完四幅自画像后就停手，也没有满足于二十四幅或四十四幅。从他第一幅有年代记录的绘画作品《圣司提反被处以石刑》开始，到1669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创作的那些为止，他的面孔频频出现在画作中，留下了详尽的面孔档案。就这一点而言，在20世纪之前，没有任何一位画家，或许也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出其右。与鲁本斯不同的是，他的露面很少是合群的。伦勃朗只出现在一个人的身边（除了历史场景之外）：他的妻子萨斯基亚·凡·优伦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横跨四十年的独白，其不知疲倦的炫技特质，导致伦勃朗不可避免地被当成自恋艺术家的典型。甚至在伦勃朗活着的时候，乔瓦尼·贝内代托·卡斯蒂廖内（Giovanni Benedetto Castiglione）之类的意大利艺术家也无耻地模仿起“伦勃朗风格”，以便将自己装点成他们所在时代的米开朗琪罗：极其冷静沉着，不搭理赞助人愚蠢的怪念头，只对自己的缪斯女神负责。这是一种脱离、甚至敌视社会习俗的艺术个性，十分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的欢心。即使在毕加索最被有钱人眷顾、最有可能套用刻板形式的时候，他也会郑重搬出伦勃朗的形象来说服自己，他的凛然正气没有因诱惑而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