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医生,”弗罗利说道,“你怎么能否认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盗窃呢?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政治体制钳制了缅甸人,让我们的商人将他们的口袋掠劫一空。比方说吧,要是这个国家不是被英国人所统治的话,你觉得我的公司能获得木材合同吗?别的木材公司呢?石油公司呢?矿业公司、种植庄园和贸易商呢?要不是政府在背后作梗,那些稻米之乡的农民怎么会饿得皮包骨头呢?大英帝国是维护英国人贸易垄断的工具——或者说,是犹太人和苏格兰人这两伙人的工具。”
“我的朋友,听您这么说我真系感到难过,真的很难过。您说您们来这里系为了贸易?当然系这样。缅甸人自己能从事贸易吗?他们能制造机械和船只,修筑铁路和公路吗?没有您们他们只会一事无成。如果英国人不在这里的话,缅甸的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立刻就会被卖给日本人,日本人会将其砍伐一空,彻底破坏。与之相反,在您们的管理下,森林的情况改善了。您们的商人在开发我们国家的资源,您们的公务员则在教化我们,以纯粹的公共精神,把我们提升到您们的水平。这系多么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胡扯,我亲爱的医生。我们教年轻人喝威士忌和踢足球,这一点我承认,此外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看看我们的学校——都是培养廉价文员的工厂。我们从未帮助过印度人建立起实业,我们不敢,因为我们害怕与你们竞争。我们甚至摧毁了许多实业。现在那些印度穆斯林哪儿去了?四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能建造纵横四海的船只,而且操纵自如。现在你们根本造不出一艘能出海捕鱼的渔船。十八世纪的时候印度人能铸造火枪,绝对可以与欧洲枪支相媲美。现在呢?在我们来到印度一百五十年后,这片大陆连黄铜弹壳都造不出来了。东方民族里只有那些独立的民族才能获得发展。我就不以日本为例了,但拿暹罗来说吧——”
医生兴奋地摇摇手。争论到了这时他总是会插话(基本上每次讨论都会以同样的模式进行,几乎一字不差。)。发现暹罗这个例子不利于他的辩论。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忘了东方人的劣根性了。我们的国民如此冷漠迷信,获得独立能谈何发展呢?至少您们为我们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带来了一以贯之的英国式的公义和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们就像是与时俱进、讲究卫生、自鸣得意的虱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修建监狱。他们造了一座监狱,然后将其称为进步。”添完最后一句,他心里很遗憾——因为医生不会理解他的用典。
“我的朋友,您怎么老系喋喋不休地拿监狱说事儿呢!您的同胞们还做出了其它贡献。他们修筑马路,灌溉沙漠,战胜旱灾,创立学校和医院,医好了瘟疫、霍乱、麻风、天花、淋病……”
“这些疾病可都是他们带来的。”弗罗利插了一句。
“不,阁下!”医生热切地为自己的国民争取这个荣誉,“系印度人把性病带进这个国家的。印度人传入了疾病,而英国人治愈了疾病。您的悲观情绪和煽动性言论可以休矣。”
“医生,我们从来不能达成一致。事实上,你赞同一切现代化的进步,而我却对这些感到有点悲观。我觉得,国王锡袍时代的缅甸或许更适合我。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传播教化,那只是因为我们希望获得更大的回报。要是没有回报的话,我们立马就会收手不干。”
“我的朋友,您可不系这么想的。如果您真的对大英帝国不满,您就不会私底下在这里和我谈话了,您会站在屋顶大声向世人宣而告之。我很了解您,弗罗利先生,比您自己更了解您。”
“对不起,医生,我不敢站在屋顶大声向世人宣而告之,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胆量。‘耽于不光彩的闲逸。’就像《失乐园》里的魔鬼贝利尔。这样会安全一些。在这个国度,要么你得当个白人老爷,要么就只能死掉。过去十五年来,你是唯一我能坦诚相对的人。和你在这里谈心让我很放松,就像偷偷摸摸在进行黑弥撒仪式,如果你能明白我的心思。”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悲鸣。那个在欧洲人教堂看更的印度人老玛图正站在凉台下面的日头里。他上了年纪,经常发烧,看上去不成人样,更像只蚱蜢,身上只披着几平方英寸的破布。他在教堂旁边用压扁的煤油桶搭了一间小茅屋,有时一见到欧洲人就会匆忙跑上前,深深地鞠躬行礼,哀叹抱怨他的“津贴”一个月只有十八卢比。他可怜巴巴地抬头望着凉台,一只手抚摩着肚子土褐色的皮肤,另一只手做出把食物放进嘴里的动作。医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四亚那的硬币,扔到凉台的栏杆边。他是出了名的善人,乔卡塔所有的乞丐都到他这儿来讨钱。
“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医生,应该是大英帝国治下的瘟疫。说到底,和平是为了谁的利益?只为了放印子钱的人和律师。是的,我们维护了印度的社会安定,为的是我们的利益,但这些法律和秩序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更多的银行和更多的监狱——这就是根本的目的。”
“真系奇谈怪论!”医生嚷嚷着,“监狱难道不重要吗?您们只给我们带来了监狱吗?想想国王锡袍在位时的缅甸吧,到处系污秽、虐待和愚昧,现在看看您的身边。您只需要从这个凉台往外望——看看那间医院,然后看看右边那座学校和警察局。看看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欣欣向荣之象!”
“我当然不否认,”弗罗利说道,“在某些方面我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现代化,这只是迫不得已。事实上,在我们完全现代化之前整个缅甸的传统文化都会被破坏殆尽。但我们并没有在教化缅甸人,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泥巴也往他们身上蹭。你所说的这一波现代化的进步会引向何方呢?只会引向我们自己那个堆满留声机和小礼帽的老猪圈。有时候我觉得,再过两百年,所有这一切——”他朝地平线方向扬了扬脚,“——所有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森林、村庄、寺庙、佛塔,统统都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相距五十码的粉色小别墅。你放眼看去的整片山丘都将是延绵不断的别墅,每家每户的留声机放着相同的音乐。所有的森林都将被伐平——被榨成木浆印成《世界新闻报》或被锯成留声机的匣子。但这些树会为自己复仇,就像那个老家伙在《野鸭》中所写的一样。你读过易卜生的书,是吧?”
“啊,没有,弗罗利先生。噢!您们那位大文豪萧伯纳对他推崇备至。能读一读相信会系一大乐事。但系,我的朋友,您没有看到的系,您们的文明最糟糕的一面对我们来说也系一种进步。留声机、小礼帽、《世界新闻报》——这些都比东方人的懒怠更加优越。我觉得英国人,即使系最为愚笨的英国人,就像——就像——”医生在思索该怎么措辞表达,最后想出了一句可能是出自斯蒂文森的话,“就像进步的道路上手持火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