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一宗在警方记录中已经被遗忘的小案件；但于我而言，在一番调查后，它让我感受到一个传奇故事所散发出的光芒和惆怅。故事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六日期间发生，跨越两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我所做的记录，忠于其连贯性，并（尽量）还原彼时主人公及证人的语言风格。虽然本书中的对话或所传达出的想法并未与事发时完全一致，但对于人物言行的重构均基于真实资料。我在全书中试图以统一的文风和（布莱希特所谓的）“隐喻的姿态”，呈现以非法暴力为主题的社会题材故事。
基于情节需要，本书采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也就是说，若直接资料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我便倾向于将其删除。这便解释了本书中的谜团（奇幻时刻）——团伙头目恩里克·马里奥·马利托的离奇消失，没有人确切知道围剿行动开始后的几个小时内他的行踪。关于他的下场有好几种假设，而我尊重主人公们所编织的阴谋。
有人说，当歹徒们更换“斯图贝克”牌轿车车牌之举惊动警方时，他已经乘着“希尔曼”牌轿车离开了马尔马拉哈大街，他在警匪对峙前便脱离了该帮派。他本应与布里尼内第二天见面，但随着行动失败与警方封锁，两人断了联系。更为可信的说法认为，尽管马利托孤立无援，但他仍成功地逃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于一九六九年在弗洛雷斯塔被枪杀。最为离奇的版本是，警方抵达时，他正好从房顶逃脱，在储水箱中躲了两天，最后逃至巴拉圭，以化名（据称为阿尼巴尔·斯托克）在亚松森居住至其于一九八二年死亡（死因为癌症）。
另一方面，“高乔人”多尔达康复后被引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年在卡塞罗斯市监狱的一场囚犯叛乱中被杀（据悉，他死于一名卧底警察之手）。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二月，多尔达在（乌拉圭）就医及服刑，其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报》对他进行了采访，并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刊登了多尔达的部分证词。我得以参阅多尔达的审讯记录，其中包括案件档案和精神科医生阿马德奥·本戈的报告。感谢友人——一审检察官阿尼巴尔·雷耶纳尔，让我得以查阅并记录这些资料；蒙得维的亚第十二司法区的检察官内尔森·萨西亚博士允许我对证词和法院卷宗进行研究，他的帮助具有极大的意义，我因此了解了玛格丽特·塔伊波、“南多”埃吉林和亚曼度·雷蒙德·阿塞韦多等人的证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劳尔·阿纳亚律师让我查阅了布兰卡·加莱亚诺、丰坦·雷耶斯、卡洛斯·尼诺及其他涉案罪犯的审讯记录；我还得以参阅卡耶塔诺·席尔瓦警长在内部调查审讯中的申辩和声明，警方当时怀疑他可能受贿（此案已停止审理）。
本书另一重要信息来源，是警方在埃雷拉—奥贝斯街的公寓内获得的窃听记录，感谢萨西亚博士开具的意见书，令我能够研究这些机密资料。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蒙得维的亚《前进》周刊刊登了卡洛斯·M.古蒂雷斯对乌拉圭无线电报员罗克·佩雷斯的深度采访，后者是当时窃听技术控制的负责人。
当然，我也查阅了该时期的报章档案，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事报》《号角报》《民族报》《真理报》，以及蒙得维的亚的《每日报》《行动报》《国家报》和《辩论报》。其中，署名为E.R.的阿根廷日报《世界报》的特派员为劫案所做的现场全程记录尤为重要。本书中所叙述的事发经过均自由取材于上述资料，这是重构案情不可或缺的资料。
感谢我的雕塑家朋友卡洛斯·博卡尔多，埃雷拉—奥贝斯街事件发生时他身处蒙得维的亚，他慷慨地提供了一系列推断与资料，助我编写出故事的不同版本。
2
（如同所有非虚构类作品的情节一样）我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的首次接触纯属偶然。当时为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或四月初，某个下午，我在一列驶向玻利维亚的火车上结识了布兰卡·加莱亚诺，即在各类报道中被称为枪匪“乌鸦”梅勒雷斯的“情妇”的那位。她时年十六岁，但看起来像一位三十岁的女性，当时正在逃亡。她对我讲述了一个离奇至极的故事，而我半信半疑，认为她的目的是让我请她在餐车吃饭（而我确实请了）。在为期两天的漫长旅途中，她告诉我，自己刚出狱；此前，她因与圣费尔南多银行劫案的强盗帮派有牵连，已经被关了六个月，而她将逃亡至拉巴斯生活。她首次对我提及这个混乱的故事时，我依稀记得自己在几个月前的报纸中见过相关报道。
那个女孩所谈及的歹徒，使她领略了别样的生活，他在英勇抵抗了十五个小时后伤痕累累地死去了，这激发了我对于该故事的兴趣。“有大概三百个警察，但是他们顽强抵抗，没人能把他们弄出来。”“小女孩”的言辞听上去充满敌意，像是人们在讲述落败时常使用的那些言辞。“小女孩”未完成中学学业，（我在与她共同旅行期间证实）她曾对可卡因上瘾，自称是一名法官的女儿，且发誓自己已经怀有“乌鸦”的孩子。她对我谈及“双胞胎”，谈及“小男孩”布里尼内、“高乔人”多尔达、马利托和“罗圈腿”巴赞，让我仿佛聆听到了一个阿根廷版本的希腊悲剧故事。英雄们决意直面困境，奋起抵抗，选择死亡的最终命运。
由于要前往亚维市参加圣周的游行活动，我于胡胡伊省圣萨尔瓦多市下车。火车需停靠半小时换轨，她便同我一起下车。我们在站台旁的一个酒吧饮过巴西啤酒后道别。之后，“小女孩”独自继续前往拉巴斯，我再未见过她。我记得自己在火车上、在车站以及稍后在宾馆都曾对她所讲述的故事做笔记（因为我当时认为，作家无论身在何处都应携带笔记本），并在不久后（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九年）开始调查，写下了本书的第一个版本。
于我而言，某些故事之所以发生多年后才得以被讲述，之所以需要时间，其缘由或许是个谜。一九七〇年，我放弃了调查工作，将草稿和资料寄送至兄弟家。而前不久的一次搬家过程中，我发现了装有手稿和文件的箱子，那些便是初步调查结果和本书的第一稿。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开始尝试重新创作一部完全忠于事件真相的小说。案中的事件已过于久远和费解，仿佛是生活中一段失落的记忆。三十多年后，我几乎将其遗忘，一切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几乎陌生的。那种距离感让故事得以通过一种记梦的方式呈现出来。
于我而言，那场梦始于一个场景。而我亦希望以记忆中的场景来结束本书，在记忆中，那个女孩在驶向玻利维亚的火车上，把脸探出车窗严肃地注视着我，没有致意的神情，无比平静，而我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站台上驻足看着她远去。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