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哀悼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以下说法并不算很牵强：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已经展示出所爱的对象不复存在，于是便期待着撤回与此对象相连的全部力比多。另一方面，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恨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并不喜欢放弃某个力比多位置，即便一种替代物已经有如此要求。这一愤恨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种幻觉式愿望性的精神病造成了脱离现实、执着于这一对象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对现实的尊重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一任务并不可能即刻完成。它的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投注能量，与此同时，丧失的对象还会在心理上持续存在。与力比多关联的对象有关的每一段记忆、每一份期待都是会被高度投注的，这样力比多才能消解。现实的要求只能一步步地实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妥协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其原因很难从经济学角度去解释。倘若我们认为没有这种痛苦是理所当然的，这反而令人感到奇怪。然而，在哀悼工作（Trauerarbeit）完成之后，这个自我才能恢复自由，再次不受抑制。
现在，我们可以把从哀悼中认识到的内容运用到忧郁上。在很多情况下，很明显忧郁也是一种对于丧失所爱的反应；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丧失具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性质。这一对象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作为所爱的对象而丧失了（比如新娘被抛弃）。还有一些情况中，我们认为还是得坚信这个“丧失”的假设，但是此时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到底丧失的是什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病人自己都无法意识到他丧失了什么。是的，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病人了解自己的忧郁，明确地知道自己丧失了谁，但是不知道这个谁身上到底丧失了什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忧郁联系到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对象丧失，相反，在哀悼中没有任何丧失是无意识的。

忧郁者还向我们展现了哀悼中所不存在的一点：自尊感的极端减弱、一种强烈的自我贬损。在哀悼中，整个世界变得贫乏和空洞，但在忧郁中，是自我本身变得贫乏和空洞。病人会把他的自我描绘得毫无价值、毫无力量，在道德上谴责自己、损害自己，并且期待受到抗拒和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都贬损自己，抱怨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角色。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是将这种自我批判延伸到自己的过往；他会宣称自己从来都没有更好过。这种对于（主要是在道德上）自身卑微的描绘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现象，比如失眠、拒绝进食，还有在心理上强烈地拒斥一切支撑自己生命的那些冲动。
在科学和治疗学上完全无用的一种做法，就是去反驳病人对自己的谴责。我认为，病人这样的谴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他只是在描述一些直接呈现给他的现象。我们立马就能毫无保留地确证他的这些谴责中的某些细节。他的确丧失了兴致，像他说的一样，没法去爱，没法进行任何活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现象都是次级的，是一种内在工作的产物，这种对我们来说仍然未知的内在工作在消耗病人的自我，它可以被比作哀悼的工作。在自我谴责的其他一些内容上，在我们看来，病人似乎也尤为有理，甚至比非忧郁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一些真相。
倘若在那极为强烈的自我批判中，病人将自己描绘成一幅渺小、自私、不诚、不靠谱的形象，认为自己永远在试着遮掩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我认知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何一个人必须先陷入这类疾病，才能接近如此真相。

忧郁这一状况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自我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可以在忧郁者身上看到，他的自我的一部分在对抗着另一部分，在批判后一部分，将后一部分当作一个对象。我们怀疑，从自我身上分裂出的这一批判性的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中是独立自主的，当然我们的怀疑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观察的证实。我们将会发现一些将这一批判性的部分与剩下的自我相区分的理由。我们在此所知的只是，这一批判性的部分通常被称作“良心”（Gewissen）；我们还可以将这个“良心”，连同意识审查机制（Bewußtseinszensur）和现实检验算作是构成自我的一大部分，并且在某些时候发现这一部分本身就可以患上疾病。忧郁这一疾病揭示出，比起各种其他方面——身体虚弱、丑陋、脆弱、社会地位卑劣——自我在道德上的不满是最为明显的。前者很少成为病人自我批判的主题；在众多恐惧和抱怨的主题中，只有贫困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澄清上述提到的矛盾，一项并不难实现的观察可以给我们指路。倘若我们耐心地倾听忧郁者繁杂的自我抱怨，我们最终禁不住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抱怨中最强烈的那些并不适用于病人自己，反而只需稍作修改便可以适用于另一个人，此人正是病人所爱、爱过、应当爱之人。只要我们去检验这一事实，病人就会承认我们的假设。因此，我们有了对这一疾病的关键理解，即病人的自我谴责其实是针对所爱对象的谴责，只是谴责从对象身上以此种方式转移到了他的自我身上。

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都已经提到过这一印象，即躁狂的内容其实和忧郁无甚区别，这两种障碍都与同一种“情结”扭结在一起，但在忧郁中，自我完全屈从于这一情结，而在躁狂中，自我掌控了情结，并将之放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条线索是由观察带来的，我们观察到，欢乐、极乐、振奋这类状态就是躁狂相对应的正常模板，这些情绪状态也基于同样的经济学条件。情况是这样的：精神能量被耗费了很大一部分，这种耗费要么是长期的，要么是定期出现的，而在某种影响下，这种耗费变得不必要了，于是这些能量就有了各种用途，有了各种释放的可能性。例如，某个贫穷的恶棍由于赢了一大笔钱，突然从对每天生计的长期而慢性的忧虑中解放了出来；一段漫长且艰难的斗争最终以胜利结尾；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一雪前耻，一下子摆脱压制，抛掉之前所不得不保持的惺惺作态，等等。所有这类情景都体现出高度强烈的精神振奋、欢乐情绪的释放，以及进行各种活动的意愿增强。躁狂也是一样，它像是忧郁带来的抑制和禁止的一种全面翻转。我们斗胆说，躁狂其实就是一种凯旋，只是在这种凯旋中，自我到底克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依然是隐藏在躁狂背后的。酒精性中毒也属于这一类状态（相对较为平静的一种），也可以得到与上述同样的解释。毒物很可能可以中断压抑状态中的能量的耗费。外行们经常有这样的看法：一个陷入这类躁狂状态的人会在各种行动和运动中感受到一种欢愉，因为他自己是如此“振奋”。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要得到纠正。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因为个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学条件得到了满足，这才是他一方面如此振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如此不受抑制的原因。
倘若把上述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在躁狂状态中，自我必然克服了对象的丧失（克服了对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于是忧郁带来的痛苦从自我中抽取并且“绑定”到痛苦本身上的全部反投注的精神能量，此时都可以被再次利用了。此外，躁狂者会竭力表现出自己摆脱了那个导致痛苦的对象，像是一个饥渴难耐的人，报复性地寻求新的对象投注。

逃回到自我，爱才能不至于消失。

忧郁的三个前提条件——对象的丧失、爱恨交织、力比多退行至自我——的前两者也出现在死亡之后的强迫性谴责中。在强迫性谴责中，毫无疑问，爱恨交织是这种冲突的主要动力，而且观察也显示出，当冲突结束之后，并不一定会留下躁狂中的那种凯旋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是这一结果的原因。最初被束缚的投注能量积累了起来，但忧郁工作完成之后，这些能量就自由了，并且创造出了躁狂状态，而这些积累的能量必定联系着退行，即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忧郁将与对象的冲突替换成了自我之内的冲突，这一冲突就像是一道痛苦的伤口，呼唤着极为高度的反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