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哀悼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以下说法并不算很牵强：现实检验（Realitätsprüfung）已经展示出所爱的对象不复存在，于是便期待着撤回与此对象相连的全部力比多。另一方面，一种可以理解的愤恨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并不喜欢放弃某个力比多位置，即便一种替代物已经有如此要求。这一愤恨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种幻觉式愿望性的精神病造成了脱离现实、执着于这一对象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对现实的尊重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一任务并不可能即刻完成。它的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神投注能量，与此同时，丧失的对象还会在心理上持续存在。与力比多关联的对象有关的每一段记忆、每一份期待都是会被高度投注的，这样力比多才能消解。现实的要求只能一步步地实现，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妥协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其原因很难从经济学角度去解释。倘若我们认为没有这种痛苦是理所当然的，这反而令人感到奇怪。然而，在哀悼工作（Trauerarbeit）完成之后，这个自我才能恢复自由，再次不受抑制。
现在，我们可以把从哀悼中认识到的内容运用到忧郁上。在很多情况下，很明显忧郁也是一种对于丧失所爱的反应；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丧失具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性质。这一对象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作为所爱的对象而丧失了（比如新娘被抛弃）。还有一些情况中，我们认为还是得坚信这个“丧失”的假设，但是此时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到底丧失的是什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病人自己都无法意识到他丧失了什么。是的，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病人了解自己的忧郁，明确地知道自己丧失了谁，但是不知道这个谁身上到底丧失了什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忧郁联系到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对象丧失，相反，在哀悼中没有任何丧失是无意识的。

忧郁者还向我们展现了哀悼中所不存在的一点：自尊感的极端减弱、一种强烈的自我贬损。在哀悼中，整个世界变得贫乏和空洞，但在忧郁中，是自我本身变得贫乏和空洞。病人会把他的自我描绘得毫无价值、毫无力量，在道德上谴责自己、损害自己，并且期待受到抗拒和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都贬损自己，抱怨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角色。他感觉不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是将这种自我批判延伸到自己的过往；他会宣称自己从来都没有更好过。这种对于（主要是在道德上）自身卑微的描绘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现象，比如失眠、拒绝进食，还有在心理上强烈地拒斥一切支撑自己生命的那些冲动。
在科学和治疗学上完全无用的一种做法，就是去反驳病人对自己的谴责。我认为，病人这样的谴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他只是在描述一些直接呈现给他的现象。我们立马就能毫无保留地确证他的这些谴责中的某些细节。他的确丧失了兴致，像他说的一样，没法去爱，没法进行任何活动。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现象都是次级的，是一种内在工作的产物，这种对我们来说仍然未知的内在工作在消耗病人的自我，它可以被比作哀悼的工作。在自我谴责的其他一些内容上，在我们看来，病人似乎也尤为有理，甚至比非忧郁者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一些真相。
倘若在那极为强烈的自我批判中，病人将自己描绘成一幅渺小、自私、不诚、不靠谱的形象，认为自己永远在试着遮掩自己的弱点，那么他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我认知了，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何一个人必须先陷入这类疾病，才能接近如此真相。

忧郁这一状况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自我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可以在忧郁者身上看到，他的自我的一部分在对抗着另一部分，在批判后一部分，将后一部分当作一个对象。我们怀疑，从自我身上分裂出的这一批判性的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中是独立自主的，当然我们的怀疑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观察的证实。我们将会发现一些将这一批判性的部分与剩下的自我相区分的理由。我们在此所知的只是，这一批判性的部分通常被称作“良心”（Gewissen）；我们还可以将这个“良心”，连同意识审查机制（Bewußtseinszensur）和现实检验算作是构成自我的一大部分，并且在某些时候发现这一部分本身就可以患上疾病。忧郁这一疾病揭示出，比起各种其他方面——身体虚弱、丑陋、脆弱、社会地位卑劣——自我在道德上的不满是最为明显的。前者很少成为病人自我批判的主题；在众多恐惧和抱怨的主题中，只有贫困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澄清上述提到的矛盾，一项并不难实现的观察可以给我们指路。倘若我们耐心地倾听忧郁者繁杂的自我抱怨，我们最终禁不住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抱怨中最强烈的那些并不适用于病人自己，反而只需稍作修改便可以适用于另一个人，此人正是病人所爱、爱过、应当爱之人。只要我们去检验这一事实，病人就会承认我们的假设。因此，我们有了对这一疾病的关键理解，即病人的自我谴责其实是针对所爱对象的谴责，只是谴责从对象身上以此种方式转移到了他的自我身上。

许多精神分析研究者都已经提到过这一印象，即躁狂的内容其实和忧郁无甚区别，这两种障碍都与同一种“情结”扭结在一起，但在忧郁中，自我完全屈从于这一情结，而在躁狂中，自我掌控了情结，并将之放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条线索是由观察带来的，我们观察到，欢乐、极乐、振奋这类状态就是躁狂相对应的正常模板，这些情绪状态也基于同样的经济学条件。情况是这样的：精神能量被耗费了很大一部分，这种耗费要么是长期的，要么是定期出现的，而在某种影响下，这种耗费变得不必要了，于是这些能量就有了各种用途，有了各种释放的可能性。例如，某个贫穷的恶棍由于赢了一大笔钱，突然从对每天生计的长期而慢性的忧虑中解放了出来；一段漫长且艰难的斗争最终以胜利结尾；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一雪前耻，一下子摆脱压制，抛掉之前所不得不保持的惺惺作态，等等。所有这类情景都体现出高度强烈的精神振奋、欢乐情绪的释放，以及进行各种活动的意愿增强。躁狂也是一样，它像是忧郁带来的抑制和禁止的一种全面翻转。我们斗胆说，躁狂其实就是一种凯旋，只是在这种凯旋中，自我到底克服了什么、战胜了什么，依然是隐藏在躁狂背后的。酒精性中毒也属于这一类状态（相对较为平静的一种），也可以得到与上述同样的解释。毒物很可能可以中断压抑状态中的能量的耗费。外行们经常有这样的看法：一个陷入这类躁狂状态的人会在各种行动和运动中感受到一种欢愉，因为他自己是如此“振奋”。这种错误的看法当然要得到纠正。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因为个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学条件得到了满足，这才是他一方面如此振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如此不受抑制的原因。
倘若把上述两条线索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在躁狂状态中，自我必然克服了对象的丧失（克服了对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于是忧郁带来的痛苦从自我中抽取并且“绑定”到痛苦本身上的全部反投注的精神能量，此时都可以被再次利用了。此外，躁狂者会竭力表现出自己摆脱了那个导致痛苦的对象，像是一个饥渴难耐的人，报复性地寻求新的对象投注。

逃回到自我，爱才能不至于消失。

忧郁的三个前提条件——对象的丧失、爱恨交织、力比多退行至自我——的前两者也出现在死亡之后的强迫性谴责中。在强迫性谴责中，毫无疑问，爱恨交织是这种冲突的主要动力，而且观察也显示出，当冲突结束之后，并不一定会留下躁狂中的那种凯旋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是这一结果的原因。最初被束缚的投注能量积累了起来，但忧郁工作完成之后，这些能量就自由了，并且创造出了躁狂状态，而这些积累的能量必定联系着退行，即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忧郁将与对象的冲突替换成了自我之内的冲突，这一冲突就像是一道痛苦的伤口，呼唤着极为高度的反投注。

这些原始冲动在成人身上激活之前，会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冲动会受到抑制，会转向其他目标和领域，会混合在一起，转变其目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转回其本身的拥有者。对某些冲动的反向形成可能会以欺骗的方式改变冲动的内容，比如自我中心转变为利他，残酷转变为怜悯。这些反向形成之所以会促成，是因为有些本能冲动几乎在最初就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外行的公众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这种现象被称为“爱恨交织”。最容易观察到也最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往往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精神分析还要补充一点，即这两种对立的感觉常常也可以将同一个人当作其对象。
只有当所有这些“冲动的命运”都被超越了，我们才能说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了，如我们所知，这些冲动其实不适宜被划分为“好”或者“坏”。一个人很少是全好或者全坏的；他通常在一段关系中是“好的”，而在另一段关系中则是“坏的”，或者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是“好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坏的”。有趣的是，幼儿期那些预先存在的强烈的“坏”冲动，常常就是成人时一切朝向“好”的倾向的基础条件。那些被大家认为“自我中心”的孩子们长大后可能会成为社会中最乐于助人、最会自我牺牲的成员；我们中的大多数感性主义者、人性之友、动物保护者，可能都是从轻微的施虐狂和动物虐待者中演化出来的。
“坏”冲动要经过转化，需要两个在同一方向上运作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因素即爱欲对于坏（比如自我中心）冲动施加的影响，这种爱欲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人类对于爱的需求。自我冲动中由于混入了爱欲的部分，便转化为社会化的冲动。我们将被爱评估为一种优点，为此我们情愿牺牲其他优点。外部因素则是由养育者带来的，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并且环境的直接压力也会在之后延续这一因素。文明只有通过放弃冲动满足才能获得，反过来文明也要求着每一个新生儿做出同样的放弃。纵观个体的生命历程，其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替换，即内部强迫对外部要求的替换。文明的影响导致自我倾向通过混入爱欲元素而持续不断地转变为利他和社会倾向。最终，我们可以假设，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每一种内部强迫，根源上（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根源上）其实都是一种外部要求。当今出生的孩子带着一种遗传组织，这种组织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倾向（先天素质），即自我中心转向社会冲动的倾向，而这一先天素质很容易被激活，而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此，人类不仅仅受制于当下文化环境的压力，也受制于祖先的文化历史的影响。

文明社会要求善行，但并不侵扰这种行为的冲动基础，因此它总是会赢得很多人的服从，这些人本身不是在服从，只是在遵循自己的本性。受到此种成功的鼓舞，社会反而会被误导将道德标准收紧到最大程度，于是迫使社会成员与其本性冲动越来越疏远。结果就是，人们受制于一种不断增强的冲动压制，这种积聚起来的张力就会在最引人注目的反应和补偿中呈现出来。在性欲领域，这种压制是最难以施行的，于是压制的结果就可以在神经症这一反应现象中呈现出来。而在其他地方，文明的压抑并没有导致病理结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它呈现为性格的扭曲，甚至导致被抑制的冲动随时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准备冲破牢笼，获得满足。于是，当一个人被迫服从这些本身不是其冲动表达的规范时，从心理学意义上说，这人的生活就是名不副实的，也可以在客观上被说成是一个“伪君子”，不论此人是否注意到了自身的不协调。不可否认，我们的当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这种伪善的产生。我们斗胆说，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伪善之上的，只要人们遵循心灵的真相来生活，文明必然也会有深远的改变。因此，有文化的伪善者远比真正的文明人要多，一定程度的文化伪善对于维持文明而言是不是必要的，这一点有争议，因为迄今为止将人们的心灵组织起来的那种“文化易感性”并不足以支撑此任务。另一方面，文明即便维持在这样一个值得怀疑的基础上，也为新一代人铺平了展望的道路，新一代人或许可以在冲动上得到更为深远的转化，成为导向一个更美好文明的桥梁。
我们或许已经从这个结论中得到了些许安慰：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对于全世界同胞的那些非文明行为所感受到的耻辱、痛苦的幻灭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这些感受都建立在一个我们已经摧毁的幻觉之上。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并没有沉沦到我们所畏惧的地步，因为他们也从未崇高到我们所相信的程度。人类集体中的所有个体、民族与国家废除了彼此的道德约束，使得这些个体公民暂时逃开了文明的持续施压，让他们曾经被抑制的冲动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而这种满足相对来说并没有违背其本国内的道德。

原始心灵，从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不朽。

研究人性的学者和哲学家们早就教导我们，我们错误地将理智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忽视了它其实依托于情绪生活。他们教导我们，理智只有在远离强烈情绪冲动的影响之后才能可靠地运作；否则，理智只是意志的一种工具，传达出了意志所需要的推论。因此，在这些哲人看来，逻辑推理是无力抵抗情感利益的，这就是为什么以理性为根基的种种争论（正如福斯塔夫所说，理性就跟黑莓一样多）在利益的世界里毫无结果。倘若有可能，那么精神分析的经验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说法。精神分析时常可以展示出，那些最精明的人一旦遇到情绪阻力就突然表现得好像毫无洞察力，但是只要这种阻力被克服了，他们立马又会恢复理解能力。这场战争导致了我们的同胞（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在逻辑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因此只是一种次级现象，是情绪刺激的结果，我们也期望这种错乱会随着情绪刺激的消失而消失。

这一切所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我们只能在虚构、文学、戏剧的世界里，去寻求生活中那些丧失之物的补偿。我们在其中也会看到，人们知道如何去死，甚至知道如何杀死另一个人。只有在这些地方，我们才有条件跟死亡握手言和，也就是说，在一切命运的背后，我们还能保存我们自己（作为观看者）的生命不受威胁。因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生活如同一盘棋局，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但是区别在于，下棋可以重开一局，但生命无法再来一次。只有在虚构的世界，我们才能经历我们所渴望的多次生命。我们可以认同书里的英雄，随着英雄之死而死，然而又可以幸存下来，再次跟着另一个英雄安全地死去。
很明显，这场战争注定破除我们对死亡的常规看法。我们无法再否认死亡，只能被迫相信人真的会死。这种死亡不再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临，而是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死亡，在同一天同时来临。死亡不再是一种偶然。当然，一颗子弹击中这人还是那人，这全凭偶然；但是下一颗子弹绝对会击中幸存者，死亡的累积消除了偶然的印象。于是，生命再次变得有趣了起来；生命恢复了其全部的分量。
在此，我们要区分两类人，一类人自己就在战场上拿生命冒险，另一类人待在家里，等待着因受伤、疾病、感染而丧失的亲人们。研究这些战士们的心理变化必定十分有趣，但我对此知之甚少。我们只能局限在第二类人上，因为我们自己就属于这一类。我之前说过，在我看来，我们深感困惑，我们的很多能力都瘫痪了，因此基本上受制于一种情况：我们先前对于死亡的态度已然无法维持，而新的态度又无法找到。唯一能带来帮助的就是，我们将心理学探究转向另外两种与死亡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称第一种为原始的、史前的人类与死亡的关系；第二种关系依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但是它隐藏了起来，无法被意识到，处在我们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

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一系列杀戮史。

我们所谓的“无意识”，也就是心灵的最深层次，是由冲动所构成的，这一层次里并不包含任何否定性，也没有任何否认，在这一层次，矛盾双方可以共存。因此，无意识不知道我们自己会死，因为我们只能以否定的形式来谈论死亡。因此，在我们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相信死亡。或许，这就是英雄主义的秘密。英雄主义的合理性就在于一种判断：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不像某些抽象、总体的事物那么珍贵。

我们无意去贬损爱的情感，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任何贬损的意图。在我们的理智层面也好，情感层面也好，或许我们很难接受爱和恨是并行的；但是大自然就是利用了这一对相反的事物，巧妙地让爱一直保持着警觉和新鲜，于是保护了爱，抗拒着潜藏在爱背后的恨。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的爱中最美丽的鲜花，其实应当献给对我们心中敌意冲动的反抗。

战争拂去了后来的文明积尘，暴露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原始人。它再一次逼迫我们去成为那些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英雄；它为陌生人贴上敌人的标签，而他们的死亡正是即将来临的，甚至是我们所欲望的；它告诉我们要忽视所爱之人的死亡。但是，战争无法被消灭；只要国家之间的生存条件还如此不同，彼此之间的排斥还如此强烈，那么战争就是注定的。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难道不正是我们自己把自己交给了战争、我们自己适应了战争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忏悔，在我们对于死亡的文明态度中，我们再一次在心理上身处一个无法掌控的位置？难道我们不应反过来重新承认这个真相吗？难道更好的做法不是给予死亡在现实和我们的思想中它本应得的位置吗？难道更好的做法不是突出我们长久以来小心翼翼地压制的无意识中对于死亡的态度吗？这很难说是一种导向更高成就的进步，反而在某些方面是一种倒退——一种退行。但是，考虑这一真相，并且再一次让我们能忍受生命，这是有益的。毕竟，忍受生命是所有动物的第一义务。倘若幻想让我们觉得生命更为艰难，那么这种幻想便毫无价值。
我们不禁想起那句古老的名言：若要维护和平，必要准备好战争。我们可以紧跟时代，对这句名言做些修改：若要维护生命，必要准备好死亡。

快感原则受到的第一种限制为我们所熟知，这种限制发生的时机有迹可循。我们都知道，快感原则其实是精神装置运作的原初模式，但是，从有机体面对外部世界的困难而保存自己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一开始是无效的，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在自我保存的自我本能的影响下，快感原则让位于现实原则，后者并没有放弃最终获得快感的倾向，只是要求并使得满足感得到推迟，放弃多种满足的可能性，暂时忍受不快感以便迂回地获得快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快感原则仍旧是性冲动的运作模式，这种冲动更难以“驯化”，于是反复出现的情况就是，快感原则要么从性冲动出发，要么从自我本身出发，超越了现实原则，以至于损害了整个有机体。
然而，不快的体验中只有一小部分，而且不是最强烈的部分，是因为现实原则取代快感原则而导致的。另一部分不快感的出现通常也是有迹可循的，它由精神装置内部的冲突和分歧所致，而这时的自我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合成的组织。装置中所充斥的全部能量都来自内在冲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冲动都能达到相同的发展阶段。反复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个体的一些冲动或者冲动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在目标或要求上不统一，而只有后者才能整合进自我这一涵盖性的整体中。于是，前者则由压抑过程而被分裂出自我，停留在更低的精神发展水平上，并且从一开始就无法得到满足。倘若这些冲动随后（常见于受压抑的性冲动中）以迂回的方式得到了直接或替代性的满足，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自我体验为一种不快感，然而它本身是一种追求快感的机会。之前的冲突以压抑而结束，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某些冲动凭借快感原则竭力获得新的快感时，快感原则就再一次被打破了。压抑是如何将一种快感的可能性转变为不快感的来源，这一过程的细节还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也无法被清晰地解释，但是很显然，所有神经症式的不快感都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无法被体验为快感的快感。

精神分析从神经症的转移现象中所揭示的内容，也体现在正常人的生活中。它所呈现的印象，就仿佛是一个人被厄运追逐着，或是一个人被某种“邪恶”力量附体了。但是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人的命运绝大部分是由自己造成的，由幼年影响所决定的。这种强迫性明显与神经症的强迫性重复毫无区别，即便这些人没有展现出一丁点儿导致症状的神经症冲突。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人际关系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例如，一位恩人总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被其受恩者抛弃，不论这些受恩者彼此多么不一样，这位恩人最终总是体会到这种忘恩负义的痛苦；或者，一个男人总是被其朋友背叛；又或者，一个男人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在私人关系或公众关系中将别人抬高到一个极为权威的位置，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对这一权威人士感到失望，并用新人取而代之；又或者，一个人在与女人的恋爱关系中总是经历同样的一些阶段，并最终走向同样的结局。“同一件事的反复重演”并不会让我们震惊，只要我们能发现这种重演中包含了当事人的主动行为，而且他身上关键的那种性格特质一直没变，并且在同一经验的重复中彰显了出来。更让我们惊讶的一种情况是，主体似乎是在被动地体验，仿佛他对事件毫无作用，但是他依然不断地遇到同样的命运。例如，一个女人相继嫁了三任丈夫，三人都是在结婚不久之后就病倒了，并且需要她在病床前照料直至他们去世。对于这种命运，描绘得最为动人的诗篇就是塔索（Tasso）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诗篇中的英雄坦克雷德（Tancred）在决斗中意外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克罗琳达（Clorinda），因为后者当时穿了敌方骑士的盔甲作为伪装。在埋葬她之后，坦克雷德进入一片神秘的魔法丛林，这片林子吓坏了许多十字军军队。他挥剑砍向一棵高大的树木，但是切口中流淌出了鲜血，传出了克罗琳达的声音，原来后者的灵魂被囚禁在树里，她抱怨自己再一次被他所伤。

精神分析的推测是以一项对于无意识过程的观察为出发点的，即意识远非精神过程最为普遍的特性，而只是它的一种特定功能。从元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意识是一个特定系统的功能，这一系统可以用字母Bw（意识）来代表。意识主要包括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兴奋的感知，以及对于精神装置内部升起的快感和不快感的感知，因此我们可以给这一W-Bw（感知—意识）系统赋予一个空间上的位置。它必然处在外部和内部之间的边界上；它必定朝向外部世界，将其他精神系统包裹在内部。我们能看到，上述假设中并没有什么大胆创新之处。我们采用的仅仅是脑解剖学的定位观，在这一观念中，意识就“坐落”在大脑皮层，也就是大脑最外层、最具包裹性的一层。脑解剖学没有必要去思考，为何意识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必定坐落在大脑表面，而不是安全地躲避在更为里面的部分。或许从这一角度得出的结论能为我们思考W-Bw系统带来更新的认识。
意识并非这一系统的种种过程里最为独特的属性。根据精神分析经验带来的印象，我们假设所有发生在其他系统中的兴奋过程必定在这些系统中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些痕迹就构成了记忆的基础。有一些记忆痕迹和意识毫不相关；倘若某些精神过程从未进入过意识，那么它们留下的痕迹就会最为强烈，持续时间也最久。然而，我们很难相信，这类兴奋的永久痕迹也会留在W-Bw系统中。倘若它们持续维持在意识中，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阻碍这一系统接受新鲜刺激的能力。另一方面，倘若它们是无意识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无意识过程存在于一个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功能又总是伴随着意识现象。于是，倘若我们假设成为意识的过程对应于一个特定的系统，那么我们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收获。尽管上述思考并不绝对是结论性的，但它使我们怀疑，成为意识和留下记忆痕迹在同一系统中是两种不相容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说，兴奋过程可以在Bw系统中成为意识，但是无法在那里留下永久痕迹；但是，刺激可以传递到底下的后一个系统，可以在那里留下痕迹。我所遵循的思路可以体现在一个图示中，这个图示出现在《梦的解析》思辨的那部分中。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对于意识起源的其他来源还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个说法：意识诞生自记忆痕迹停止之处。这一说法至少可以得到明确而清晰的肯定。

倘若生命的目标是实现一种从未被实现过的新状态，那么这其实与冲动的保守性质是相违背的。相反，这种目标必然是一种旧的状态，也就是生命体最初的起始状态，生命只是沿着迂回的道路竭力回到这一状态，但这一迂回的道路正是生命的发展之路。倘若我们承认一个毫无例外的事实——一切事物都会因为内在原因而死亡，即重回无机状态——那么我们必定要说，所有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回溯来看，我们可以说“无生命事物的存在早于生命体的出现”。
在某个时刻，某些力量唤起了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属性，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我们还无法形成清晰的认识。或许，这一过程就是生命之后形成意识皮层的过程的原型。而先前的无机物质中所唤起的那种张力总是竭力实现一种平衡，因此最初的冲动就是回到无生命的状态中。在那个时候，生命体是很容易死亡的；它们的生命周期可能非常短，而生命历程的方向也是由这种年幼有机体的化学结构决定的。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命体都在不断更新，它们都很容易死亡，直到外部环境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迫使那些依然幸存的生命体极大地偏离了原初的生命道路，不得不经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迂回的环路来走到死亡这一终点。这些朝向死亡的环路由那些保守性的冲动忠实地保存了下来，它们完全是我们如今所了解的生命现象本身。倘若我们坚决地认定冲动只有这种保守性的本质，那么对于生命的起源和目标，我们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看法。

我们认为，大量的冲动都潜藏在有机体的生命现象背后。我们推测每一种生命身上都存在着自我保存的冲动，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我们认为，冲动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又以朝向死亡作为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保存、自尊、掌控的冲动在理论上就不那么重要了。它们只是一些部分冲动，其功能在于保证有机体可以遵循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防止有机体不按照其内在的方式回归到无机状态中。于是，我们不再对有机体那种与外部世界的斗争感到迷惑。我们只需要补充一句，有机体只想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死亡，即便生命的守护者们其实最初就是死亡的侍从。因此，矛盾的情形出现了：有机体在努力对抗一些有助于它通过很短的道路，快速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事件（也就是一些危险）。然而，这些行为又显得像是一种与理智完全对立的纯粹冲动。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很难放弃这样一个信念：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趋向完美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驱使人类获得了如今如此之高的智力成就和伦理升华，人们也期待这种冲动会延续下去，直到人类发展为超人。然而，我并不相信如此内在冲动的存在，我也不认为如此良善的幻想有存在的必要。在我看来，我们对人类当前发展的解释与对动物发展的解释别无二致。少数人类个体身上所展现的那种不知疲倦地朝向完美的冲动，可以被轻易地理解为一种冲动受到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为珍贵的那些事物都建立在这种压抑的基础上。受压抑的那些冲动从不停歇地努力追求完全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就是对原初满足经验的重复。没有任何替代物或反向形成、没有任何升华足以消除这些被压抑冲动的张力；被要求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实际上得到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之间有着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了一种驱动力，使得人们无法停留在任何已经实现的位置上，而是如诗人所说，“肆无忌惮，不断前行”。而退回到完全满足的路径，通常来说是被维持压抑的阻抗所阻碍了。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走，向前的这一方向此时依然是畅通的——尽管我们并不抱有期待，希望向前的路径最终能抵达满足这一终点。这个过程正是恐惧神经症形成的机制，恐惧症其实就是一种试图逃离冲动的满足的尝试，这种神经症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模型，即“趋向完美的冲动”这一迷信到底是如何起源的——这种冲动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人类个体身上。人类发展的动力条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经济条件才会出现以支持这种现象的产生。
我还要补充一句：将有机生命体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些更大整体的爱若斯（Eros）为这一“趋向完美的冲动”（我们认为这种冲动不存在）提供了一个补偿替代。而那些被人们归因于这种冲动的现象，实际上则可以通过把爱若斯带来的影响和压抑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来解释。

我们的起点是生与死的冲动之间的对立。如今，对象之爱本身也向我们呈现出了类似对立的第二个范例——爱（温情）和恨（攻击性）之间的对立。我们如果将这两极联系起来，便可以从一极中推断出另一极！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性冲动当中的施虐成分。正如我们所知，这一成分可以独立存在，以变态的形式主导个体的整个性活动。施虐成分也可以在我所谓的“前生殖组织”中，呈现为一种主导性的部分冲动。但是，施虐冲动的目的是损害对象，这种冲动怎么会是从维系生命的爱若斯当中衍生出来的呢？这种施虐冲动实际上是死的冲动，死的冲动在自恋力比多的影响下远离了自我，结果只能出现在与对象的关系上，这种假设不是很荒谬吗？现在，施虐冲动开始服务于性功能。在力比多组织的口腔阶段，抓取对象等同于毁灭对象；之后这种施虐冲动分离了出去，最终又在生殖阶段参与进来为生殖目的服务，它代表着一种掌控性对象以便执行性行为的功能。我们当然可以说，被迫远离自我的施虐冲动展示出了性冲动的力比多成分的路径，这些力比多成分沿着这条路径在追寻对象。倘若这种原始施虐冲动没有减缓和融合，那么便会出现我们所熟知的爱欲生活中爱恨交织的现象。
倘若做出如此假设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展现死的冲动的范例——尽管这个范例是被替换的。但是，这一构想其实远不够清晰，而且会给人留下一种极为神秘的印象。我们仿佛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去搞清楚一个令人窘迫的局面。然而，我们可能会想起，这一假设中其实没有任何新颖之处。在这个令人窘迫的问题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提出过这一假设。当时的临床观察使得我们认为，受虐倾向作为一种部分冲动，即对施虐的补充，必须被视为一种转向主体自身自我的施虐倾向。然而，冲动是从对象转向自我，还是从自我转向对象，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这是如今我们正在讨论的新观点。受虐倾向，即冲动转向主体自身的自我，其实是回到冲动历史的更早阶段，这是一种退行。

我们的意识从内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那些快感和不快感，也包括一种特定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既可以转变为快感，也可以转变为不快感。这些感受之间的差异能让我们区分出能量的绑定过程和非绑定过程吗？或者说，这种紧张感与一种贯注的绝对程度有关，而快感和不快感只是代表着这种能量贯注在一定时间内的程度变化？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生的冲动与我们的内感知觉有着如此多的接触——打破平静，不断地产生某种紧张，这种紧张的释放就会被体验为快感——而死的冲动则似乎躲在暗处运作，不被察觉。实际上，快感原则似乎服务于死的冲动。当然，快感原则一直监视着从外部而来的刺激，后者被这两种冲动都视为危险。但是，快感原则尤其提防着内部刺激的增加，这种内部刺激会使生存的任务更为困难。这又会带来一大堆问题，而我们此时还无法回答。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着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机会。如果这条思路无法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很好的结论，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抛弃它。只有那些迷信者，那些要求科学解答他们全部疑惑的人们，他们才会谴责研究者发展，甚至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的科学认识的进展如此缓慢，因此我们也只有从诗人那里才能找到一些抚慰：
人不可飞行，只能向下跛行；
《圣经》有云：跛行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