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在《情人》中好几个地方明确地纠正了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描写：“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的那样在云壤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轮渡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下。”随着年迈的作者把这个印度支那的故事与战争时代及战后的巴黎混在一起，这段叙述才公然变成对历史的重写：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令人惊讶的是，她如今发现，自己年轻时代的创伤与战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杜拉斯笔下的叙述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故事永远不会停止存在，它总是以新的形式复活。比朱娜·巴恩斯的《夜林》更为碎片化，更为含混，杜拉斯的抒情再创作与其说是对逝去时光的重新发现，不如说是一种重新书写。当杜拉斯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重新发现自己作为女儿、情人和作家的身份，她将政治和离经叛道的情事交织在这部梦幻般的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