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所有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在故事结局时死去：《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本德曼被他父亲判了死刑；《变形记》的结局是格里高尔·萨姆沙死了，终于让他的家人得以解脱；卡夫卡自己死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创作的小说《女歌手约瑟芬》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还是难逃厄运。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创作视为谋杀悬疑系列作品，我们唯一的疑惑大概只能是：谁，还不是凶手？
这些人物的死和纳粹并无干系，卡夫卡辞世之时，纳粹上台掌权还不过是希特勒的一闪念。毕其一生，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一直受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同时交织着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心智状态的诸多关联。“我和犹太人能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连和我自己都没什么共同点。”这是卡夫卡在日记里的告白，言辞相当尖刻。然而，有了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寰惨剧，我们回过头来读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强烈感受到他作品中所预示的欧洲文化与政治之风向，甚至从卡夫卡家人的遭遇就能领略一二：他的两个妹妹埃丽和瓦丽被驱逐至罗兹犹太区，并在那里死去；他最喜欢的妹妹奥特拉被送到特雷津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十月德军要将一批儿童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奥特拉自愿护送儿童，在他们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三天，全部被纳粹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