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维是个化学家，《这是不是个人》却已显示出高度的文学敏感性。在这本书最著名的《尤利西斯之歌》一章中，他在去为他们营房打菜汤的途中碰到一个朋友，莱维开始朗诵他能够背下来的《地狱》的第二十六段诗篇。诗篇中，但丁和维吉尔遇见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描述他到已知世界之外去寻求知识的命运，还有他在自己的船只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后溺亡的经过。莱维感到欣慰的是，他还能记住这部诗篇的关键部分，而且，他的朋友愿意倾听，令他十分感激：
他能够倾听，他懂得及时“令他人愉悦”，否则便为时太晚，这一点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明天，或者他，或者我，或许就将不久于人世，或许我们再也不能彼此相见，我必须告诉他，我必须给他解释中世纪，告诉他这种如此人性、如此必要却完全出乎意料的时空倒错，但是，还有更多的，还有我自己才刚刚瞥见、在直觉突然闪现的一刹那间窥见的某种巨大的东西，或许是我们深陷厄运的原因，我们今天身在此时此处的原因……
文学为他们湮没的人性提供了一种记忆。就像他之前说过的，“恰恰因为拉格集中营是一个使我们沦为野兽的巨大机器，我们便万万不能沦为野兽；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也可以生存下来，因而，人必须要生存下来，要讲述他的经历，要作见证；为了生存下来，我们必须强迫我们自己，至少要保留骨骸，保留那行刑的绞架，保留文明”。
对莱维来说，但丁《神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阅读经验本身：它还激励他去写作，讲述他的故事，作出见证。但是，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四十年后，莱维重读自己写尤利西斯那一章时，给予了一种平稳的、甚至有些忧郁的叙述：“文化对我来说十分有用。不是总有用，有时候可能是通过隐秘的或不曾预见的路径，但是，它一直对我青眼有加，可能还拯救了我。”短短一个段落里，多次使用“可能”，是大有深意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接着又说，在奥斯维辛同样有价值的是“我从自己化学家这个职业里得到的帮助”。他说，他的科学训练给了他一种“难以定义的精神习惯遗产”，其中首要的是“对机遇带到我面前的所有个人，永远不要漠视。他们是人，但也是密封的信封中的样品、样本，等着被辨认、分析、衡量”。

莱维那最独特的道德热忱与缜密的观察和描述之间的组合，在《元素周期表》中达到了高峰。书中每一篇论文—小说，都以他在职业生涯中打过交道的化学元素为中心。莱维以某种拟人化的人情味，精确地描述着每一个元素，并将它们和他在奥斯维辛之前、之中、之后的生活情节联系起来。数学对佩雷克意味着什么，化学就对莱维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方法，用以编排几乎无法表达之物。在重读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忘记它和佩雷克的《W或童年回忆》是多么惊人地相似，《W或童年回忆》碰巧也是同一年出版的。在《元素周期表》中那如回忆录般的散文的核心，有两篇短篇小说，像佩雷克描述那座对奥林匹克着迷的岛屿的故事一样，也是斜体印刷的。这些故事的第二篇，《汞》，实际上描写的是一座想象中的岛屿，还配着一张素描的地图。“世界上最孤独的岛屿”，荒凉岛成为一部抛弃和不忠、而后新生活复苏、男人和女人组合再分配的戏剧场景，其风格犹如佩雷克的岛屿上那种由纳粹派生而出的性政治的修订版。
在随后那一章《铬》中，莱维讲述他从奥斯维辛回来后那几个月，开始记录自己的战时经历，与此同时，他还要厘清一家德国公司伪造的关于他的公司装运掺假化学物品的记录。他通过“描绘杰出的无机化学，那座偏远的笛卡尔式的岛屿，我们有机化学家失去了的乐园”来应对这个问题。在书的最后一章《碳》中，莱维还是像佩雷克重访自己童年对W的幻想那样，回溯到他更早的过去。他说，他的“第一个文学梦想”，就是写出一部关于碳原子变化的详尽故事，碳原子将从地球向空中航行，环绕全世界不止一圈，而是三圈——最后在作家自己的脑海里落脚。莱维现在重新讲述他这本没有写出来的故事，在全书的结句中，碳分子“引导着我这只手，在纸上按出这个点，这儿，这一个”。碳分子，构成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模块，被文学赋予生命，最后转变成了结束《元素周期表》全书的那个句号。

在卡夫卡所有作品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在故事结局时死去：《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本德曼被他父亲判了死刑；《变形记》的结局是格里高尔·萨姆沙死了，终于让他的家人得以解脱；卡夫卡自己死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创作的小说《女歌手约瑟芬》里，以他为原型的人物还是难逃厄运。如果把卡夫卡的全部创作视为谋杀悬疑系列作品，我们唯一的疑惑大概只能是：谁，还不是凶手？
这些人物的死和纳粹并无干系，卡夫卡辞世之时，纳粹上台掌权还不过是希特勒的一闪念。毕其一生，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一直受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同时交织着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心智状态的诸多关联。“我和犹太人能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连和我自己都没什么共同点。”这是卡夫卡在日记里的告白，言辞相当尖刻。然而，有了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寰惨剧，我们回过头来读卡夫卡的作品，就能强烈感受到他作品中所预示的欧洲文化与政治之风向，甚至从卡夫卡家人的遭遇就能领略一二：他的两个妹妹埃丽和瓦丽被驱逐至罗兹犹太区，并在那里死去；他最喜欢的妹妹奥特拉被送到特雷津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十月德军要将一批儿童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奥特拉自愿护送儿童，在他们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三天，全部被纳粹屠杀。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论文《讲故事的人》中说：“是死亡给了讲故事的人讲述世间万物的可能……只有死亡才能凸显小说人物生命之意义，这也是如何能最好呈现小说人物本质之关键。”本雅明认为，让读者在阅读中遭遇小说人物之死是件好事：“吸引读者去读一本小说的，正是读者内在的对阅读死亡的诉求——小说人物之死可以抚慰读者生活中的不幸。”然而，当奥特拉和一百三十万与她一样无辜的人都在奥斯维辛惨遭屠杀，我们再读卡夫卡，他小说中那么多人物的死去又到底能给我们多少抚慰呢？

正如策兰的英译者约翰·费尔斯蒂纳所言，他的创作恰合于卡夫卡对自身写作困境的表述。卡夫卡曾对友人马克斯·布罗德说：“德语犹太裔作家，持续地挣扎于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去写作之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之不可能，用不同方式写作之不可能，而我们还能加上第四种不可能：去写作之全然不可能。”在战争年代，策兰写下了《死亡赋格》。这是以诗歌形式来回应大屠杀的最早作品，也始终是最著名的一首。翻译过卡夫卡的普里莫·莱维说：“我把这首诗带在我的身体里，就像一种病毒。”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晚上喝
我们中午喝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呀
我们在空中掘个坟墓躺下不拥挤……
这首诗以死亡结尾：“来自德国的大师”射杀一个女人——
他用铅弹打你打得可准了
有个人住那屋里你的金发哟玛格丽特
他放狼狗扑向我们他送我们一座空中坟墓
他玩蛇他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的金发哟玛格丽特
你的灰发呀书拉密

纳粹掌权后，萨克斯与母亲一起逃往瑞典，她写作有关战时创伤的诗歌，获得了一九六六年的诺贝尔奖。在一九五九年给策兰的信中，她写道：“在巴黎与斯德哥尔摩之间划过痛苦与平静的子午线。”第二年，策兰接受另一个重要文学荣誉毕希纳奖，发表了题为《子午线》的获奖演说。他把诗歌形容为“一个反词（counter-word），一个切断了那根‘线’的词，一个拒绝向‘历史’的闲荡者和游行的骏马卑躬屈膝的词，它是一个自由的行为。它是踏出一步”。在一首献给萨克斯的诗《苏黎世，鹳屋》（一九六三年）中，策兰回忆起两人通信多年后，终于在苏黎世相遇，一起聊天：
说到你的上帝，我
反对它，我
让我曾经有过的一颗心
去期待：
期待
它那至高无上，发出垂死声音的
怨尤之语——
策兰晚期的诗，就像萨克斯那样，剥离了一切，赤裸着，又有无尽的回声：
那羊角号之地
在闪光的深处
空经文，
火炬那么高
在时间洞中：
听深处
用你的嘴。
策兰在德语中创造了“空经文”（Leertext）一词，从“教经文”（Lehrtext）变换而来，特指学习《圣经》。
策兰越来越被抑郁症折磨，数次住院。一九七〇年，五十岁的策兰自沉于塞纳河。然而直到最后，他的诗依旧明亮。策兰于一九五八年获得不莱梅文学奖时曾说，经过战争的恐怖之后——
在所有丧失之中，唯有一样东西仍可触及，仍然亲近，仍没有失去：语言。它，语言，留下了，没有丢失，是的，尽管发生了所有的事。但它必须穿越自身的无可作答，穿越可怖的宁静，穿越那带来死亡的演讲中的千种黑暗。它穿越了，没有留下关于这些事的只言片语；但它已经穿越了那正在发生的事。穿越了并能重新闪光，因这一切而变得更加丰盈。

米沃什本人在华沙大轰炸中九死一生，但在漫长的徒步向南跋涉之后，他和妻子得以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避难。战后，他在华沙工作，服务于波兰外交部门，直到他的世界主义以及他对事业不够投入令越来越趋向高压统治的政权心生疑虑。一九五一年，他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成《被禁锢的头脑》，这部作品是对极权主义的解剖和摒弃。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米沃什的作品在波兰被禁，在其他地方也只有一小撮热情的崇拜者知道。一九六〇年，他移居加州伯克利，并在那里教了近三十年的斯拉夫文学。一九八〇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的一些同事才第一次了解，除了上课，他还写诗。回到波兰，他则成了国际名流、公众人物，会见波兰出生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莱赫·瓦文萨，并开始在伯克利和克拉科夫之间往返，最终于二〇〇〇年长久定居克拉科夫。
流亡的几十年里，回不去波兰，也回不去立陶宛，记忆问题就成为他关注的核心。一九八六年妻子去世之时，他写了一首动人的诗《和妻子雅妮娜诀别》，问道：
如何抗拒空虚？什么力量
保存初始，如果记忆不可长久？
我记得很少，记得如此之少。
一九五七年的《诗论》中，他回顾克拉科夫的文人们，指出那些消失的名字，甚至是他也记不起来了：
圣玛丽教堂的塔楼下，打瞌睡的出租车司机。
克拉科夫，小得像个彩蛋
刚从复活节的染料盆中取出。
穿着黑色的斗篷，诗人们在街上闲逛。
没人今天记得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双手一度却是真实的，
还有咖啡桌上袖口的链扣。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诗的六篇演讲辞》中，他写下华沙大屠杀中一位普通受难者的名字：
仍在心里想要救下雅戈维嘉小姐，
她稍有驼背，职业是图书管理员，
在一所公寓房子的掩体中死去，
那里据说安全，却完全塌了。
也没人能挖开墙壁的厚板，
尽管敲击声还有人声，听到了好些天。
这样，一个名字消失了，几十年，永远
没人会知道她最后的时刻。
他用记忆来抵御对历史和命运的粗略概括：
历史并不反自然，不是如马克思告诉我们，
也不是一位女神，女神司掌盲目的命运。
雅戈维嘉小姐的小小骷髅，其间
她的心脏曾经跳动。也就是这
我用来抵御必要性、法律、理论。
米沃什最后的诗歌，是从墓畔回望世界。《九十岁的诗人在他的书上签名》（二〇〇二年）的开头，记下一个喜剧性的胜利：“所以，最终，我活得比你们长，我的敌人们！”但诗人意识到，他无法把躲过了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当作自己的功劳：
不过是那些奇迹事件中的一件，
如同那些曾经救过我的，免我于
奥斯维辛，也免我于（这有证据）
沃尔库塔某处古尔德营中挖煤人的命运
上天给傻瓜和艺术家避祸。
他意识到，“如今，风烛残年，我站在目击者面前／那些人早已为生者所不见”。

在他晚年的诗歌里，向前瞻望临近的死亡，带着冷静的反讽，也带着对来世的犹疑的希望。“即使是虚妄／对永世的信念使我们联合。／我们，作为尘土，致谢信仰忠诚的尘土的奇迹。”米沃什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公正的上帝统治的，而不是由某种更邪恶的力量统治的，但他仍然坚信，这个神一定是诗歌爱好者。在写于九十二岁的《天堂》一诗中，他希望在天堂，像苏格拉底一样——
可以继续做我在地上开始做的事。
也就是，不停努力，为努力本身而努力，
永远不要让我想要去触碰
世界这台织机上闪亮的织物。

值得一提的是，有足足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来自波兰。从一九〇五年的获奖者亨利克·显克维支起，六位作者中有四位都与克拉科夫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并非巧合：长久以来，克拉科夫一直与华沙平分秋色，甚至是凌驾于其上的文化中心。一九九六年的获奖者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从八岁直至离世，在克拉科夫度过了人生中的八十多年。一九四五年就读于雅盖隆大学时，她与切斯瓦夫·米沃什成了挚友，并于同年发表第一首诗。如今，克拉科夫正是波兰图书协会的所在地，该协会致力于在波兰国内推广阅读，以及把波兰作家的声音传播到海外。
协会还一手承包了许多波兰作家的译作出版事宜，包括辛波斯卡、米沃什、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等；此外，它还资助了由珍妮弗·克罗夫特翻译的《云游》英文版。《云游》英文版于二〇一七年获得协会设立的“译中寻获”（Found in Translation）奖，二〇一八年获得英国布克奖，二〇一九年则被追颁二〇一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当时瑞典文学院的性侵丑闻而推迟一年颁发）。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超过两千名忠实读者来到位于克拉科夫的出版社门口排队等候签售会。

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繁复交织的细节，才令我们更加愿意醉心尝试把故事的各个主要部件拼凑起来，沙海淘金般发掘历史与虚构、神话与现实、男人与女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那些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托卡尔丘克作诺贝尔奖演讲时，犀利而动人地讨论了她对文学在社会中之重要性的看法：
信息、讨论、影视、书籍、闲言碎语、八卦趣闻都是庞大的织机，而我们日夜不息地在上面编织着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下，这些织机所拥有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编织的过程中，做任何事：负责任或不负责任，怀着爱或带来恨，使未来变得更好或者更糟。当故事改变之时，世界也会改变。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是由文字所织就的。
她又补充说，自古以来的暴君和独裁者都深谙这个道理，“谁拥有故事、写下故事，谁就能掌控一切”。
托卡尔丘克自己则致力于编织“反故事”，抵抗着宏大叙事的一锤定音，常常涉及作者本人的另一版本。随着《云游》步入尾声，我们也渐渐发现，叙述者在旅途中遇见的人们正是作者自己幻化出的无数个分身。托卡尔丘克自己也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和动物权益保护者，不过她远没有叙述者遇见的某个愤怒的角色那么极端——文中的角色发愿要用一生周游世界，写一本《罪恶之书》来批判所有肉食者对动物做出的暴行。《云游》的核心是一篇同样名叫“云游”的小故事，故事中一位俄罗斯女人阿努什卡夜里辗转难眠，因为承担了照顾残疾儿子和患上炮弹休克症的退伍兵丈夫的职责而深感疲惫。“在这世界上，每当夜晚降临，地狱即拉开序幕，”故事是这样开场的，“夜间的大脑正如佩内洛普一般，把白天奋力织造的、由意义和理解编成的锦衣重新拆解。”阿努什卡离开了家，花了好几天时间乘坐莫斯科地铁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最后又重返她家所在的那个荒凉绝望的街区。直到故事结束，我们也不知她是否重又回到了家中。
如果托卡尔丘克是伊萨卡宫殿中的佩内洛普，不断地把碎片化的叙事织为一体，那她同时也是环游世界的奥德修斯，其环绕地中海的旅程在小说最终的地图中得以呈现。在诺贝尔演讲中，托卡尔丘克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都深深为那些充满相互连接与影响的系统所着迷。平时我们注意不到那些联系的存在，只有当一些令人惊讶的巧合或是命运的交汇出现时，我们才会幡然醒悟，陡然看清《云游》中所提到的那些桥梁、螺栓、插闩、接头与节点。我沉醉于联想事实和寻找秩序。根本而言，我认为创作者的大脑是一个集合器，执着地收集着所有细微的碎片，并试图将它们重新黏合在一起，创造出普世合一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