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本人在华沙大轰炸中九死一生，但在漫长的徒步向南跋涉之后，他和妻子得以在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避难。战后，他在华沙工作，服务于波兰外交部门，直到他的世界主义以及他对事业不够投入令越来越趋向高压统治的政权心生疑虑。一九五一年，他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成《被禁锢的头脑》，这部作品是对极权主义的解剖和摒弃。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米沃什的作品在波兰被禁，在其他地方也只有一小撮热情的崇拜者知道。一九六〇年，他移居加州伯克利，并在那里教了近三十年的斯拉夫文学。一九八〇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的一些同事才第一次了解，除了上课，他还写诗。回到波兰，他则成了国际名流、公众人物，会见波兰出生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莱赫·瓦文萨，并开始在伯克利和克拉科夫之间往返，最终于二〇〇〇年长久定居克拉科夫。
流亡的几十年里，回不去波兰，也回不去立陶宛，记忆问题就成为他关注的核心。一九八六年妻子去世之时，他写了一首动人的诗《和妻子雅妮娜诀别》，问道：
如何抗拒空虚？什么力量
保存初始，如果记忆不可长久？
我记得很少，记得如此之少。
一九五七年的《诗论》中，他回顾克拉科夫的文人们，指出那些消失的名字，甚至是他也记不起来了：
圣玛丽教堂的塔楼下，打瞌睡的出租车司机。
克拉科夫，小得像个彩蛋
刚从复活节的染料盆中取出。
穿着黑色的斗篷，诗人们在街上闲逛。
没人今天记得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双手一度却是真实的，
还有咖啡桌上袖口的链扣。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诗的六篇演讲辞》中，他写下华沙大屠杀中一位普通受难者的名字：
仍在心里想要救下雅戈维嘉小姐，
她稍有驼背，职业是图书管理员，
在一所公寓房子的掩体中死去，
那里据说安全，却完全塌了。
也没人能挖开墙壁的厚板，
尽管敲击声还有人声，听到了好些天。
这样，一个名字消失了，几十年，永远
没人会知道她最后的时刻。
他用记忆来抵御对历史和命运的粗略概括：
历史并不反自然，不是如马克思告诉我们，
也不是一位女神，女神司掌盲目的命运。
雅戈维嘉小姐的小小骷髅，其间
她的心脏曾经跳动。也就是这
我用来抵御必要性、法律、理论。
米沃什最后的诗歌，是从墓畔回望世界。《九十岁的诗人在他的书上签名》（二〇〇二年）的开头，记下一个喜剧性的胜利：“所以，最终，我活得比你们长，我的敌人们！”但诗人意识到，他无法把躲过了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当作自己的功劳：
不过是那些奇迹事件中的一件，
如同那些曾经救过我的，免我于
奥斯维辛，也免我于（这有证据）
沃尔库塔某处古尔德营中挖煤人的命运
上天给傻瓜和艺术家避祸。
他意识到，“如今，风烛残年，我站在目击者面前／那些人早已为生者所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