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丘以一篇跋文结束了这本大部头的故事集。文中，他语带讽刺地驳斥了这些故事可能会招致的出于文学与道德考量的反对之声。他坚称，对“洞、棒、臼、杵、烤面饼、填馅儿”这类人畜无害的字眼的使用毫无不成体统之处，同时指出，在严肃的教会纪事中可以见到远比这更叫人瞠目结舌的丑闻。再者，他所言说的不过是有关人类品行的真相，之所以受到指责，“是由于我在一些地方道出了修士们的真面目。然而我才不在乎呢！”若是有人指责这些故事过于戏谑轻佻，薄伽丘对此倒并无异议：“我要向那些从不看重我的女士们保证，我还真不是个持重的人。恰恰相反，我轻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全部的事实。在读完洋洋洒洒八百页关于撒谎行骗之人的故事后，我们应当学会对出自作者本人之口的话也保持警惕——在“薄伽丘否认存在任何严肃的意图”与“薄伽丘坦承引介这本集子时实难做到对瘟疫之可怖闭口不谈”之间，后者无论如何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事实上，“医理”与“情爱”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在《十日谈》的序言里，薄伽丘明言自己一度长久地忍受炽烈爱情的煎熬，“炽烈之程度他物无可比拟，自己的痛下决心、旁人的有益规劝皆未能将其压制，堕入险境、丑闻加身的风险亦无法使之动摇”。不过，最终他还是从这种疾病中恢复过来：“摆脱一切病痛后，曾经的痛苦之源如今盛满了恒久的喜悦。”换言之，薄伽丘已经产生了抗体。眼下，他已有能力为其他正在承受爱情之苦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明白“什么事情应该避免，而什么东西理当不懈追求”。薄伽丘为爱所苦时，正是靠着交谈才得以保全性命：
假使曾有人需要安慰并且如愿得到了它，甚或还从中收获了欢愉，此人便是我……在极度的悲苦中，我有时会从与友人们的惬意闲谈以及从对方巧妙表露出的同情之意里获得许多安慰。若非如此，此刻想必我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