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都是全世界爱好文学与艺术的旅人心目中的圣地；威尼斯人自己也是伟大的旅行家。他们之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旅行商人马可·波罗，他引人入胜的《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启发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踏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征途时，行囊里正揣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事实和虚构在此书中错杂交汇。一二七一年，波罗和父亲、叔叔一起穿越丝绸之路抵达了亚洲。在那之后，他在异国的行旅延续了许多年，在彼时统治中国的蒙古皇帝忽必烈汗麾下担当要职。一二九五年，他终于返回威尼斯，带回故国的并没有多少珍宝，却有数不尽的故事。那些故事或许本来会被他带进坟墓的，然而一二九八年，当威尼斯和热那亚爆发冲突时，波罗卷入其中，被关在热那亚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比萨的鲁斯蒂切罗，一位浪漫主义作家。鲁斯蒂切罗慧眼识珠，敏锐地意识到波罗的故事有多么精彩，便说服了波罗把回忆录口述给自己。鲁斯蒂切罗用法语记录下波罗的故事，命名为“世界奇闻录”。这本书的手抄本风靡一时——印刷术还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会诞生——并早在一三〇二年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很快，波罗的书就成为地图绘制员的灵感来源。
鲁斯蒂切罗对波罗口述的故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润色，甚至在其中加入不少自己的浪漫想象。不过，即便没有鲁斯蒂切罗的修饰，波罗的故事本身也已经融合了谨慎而细致的第一手观察记录、奇闻轶事和基于自身角度出发的想象投射。例如，他在文中强调，当商队第一次抵达中国时，他的父亲和叔叔一致认为忽必烈汗“迫切地想要皈依基督教”。《马可·波罗游记》中，后世写就的那些关于帝国征服的文学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已经初露端倪：最受启蒙影响的土著都在迫切等待着欧洲人降临他们的土地，带给他们文明与真理。然而，波罗同时记录下了忽必烈汗明确拒绝基督教的过程。“你凭什么希望我皈依基督教？”忽必烈这样诘问波罗的父亲，“你看，那些基督徒都无知而愚蠢，他们一事无成，弱小无力。”
波罗对生意的兴趣大于聊天。他从商人视角出发，密切关注着盐运贸易的运作；我们还能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中国都城中鸭子的价格（通过砍价，一枚威尼斯格罗特钱币大概能买到六只鸭子）。同时，我们也能读到奇诡的故事，例如来自克什米尔的术士可以操纵倒满美酒的酒壶从宴会桌上冉冉升起，徐徐飞到皇帝的手里。看上去，术士手中会飞的酒壶似乎更符合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宴席——这正是因为J.K.罗琳也是漫漫历史长河中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发掘灵感的作家之一。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在撰写有关上都的浪漫传奇时，采用了波罗的故事作为范本。柯勒律治希望在诗歌中凭空复现忽必烈汗恢弘的乐园行宫，展示一个喷泉莹莹、少女拨动扬琴的温柔乡，诗人目睹如此昳丽之景时也得到了升华：
注意！注意！
他发光的双眸，他飘浮的发丝！
围着他转三圈，
心怀神圣的恐惧，闭上你的双眼，
因为他饱食了蜜露，
渴饮了天国的醇奶。
“天国的醇奶”这一具有超越性力量的意象出现在诗歌的末尾。

但丁是在创造一种革命性的新意大利语，无缝衔接朴素实在的语言和卓绝的神学洞见。他的论著《论俗语》就探讨了要创造一种真正的文学意大利语，这本著作用拉丁文写就，大概作于一三〇二年至一三〇五年间，在他开始流亡之后不久。但丁属于归尔甫白党，而白党在佛罗伦萨持续几十年的内斗中失势，随即造成他的流亡。在《论俗语》中，他要赋予意大利语等同于拉丁语的尊严。这个做法有极大的挑战性，不仅因为“俗”语地位低下，而且那时根本没有“意大利语”这回事。当时（现在也一样），有的是过多的各式不同方言——但丁讨论了十四种，没有一种在诗人的耳中是没有缺点的。比如，他声称，要是热那亚人不会用字母z，他们就没法说话了，“因为z构成了他们俗语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这个字母要发音，如果不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是发不出来的”。（如此说来，我要承认我在上一本书中，用意大利语引用一篇针对《小说的去民族化过程》的批评文章，纯粹是要享受在单独一个词里有四个z的乐趣。）
有趣的是，但丁并不认为自己的托斯卡纳方言比其他方言更高明。尽管他宣称“我如此热爱佛罗伦萨，因为爱她才遭受了不公正的流放”，他却断言，他的托斯卡纳同胞们“说起话来莫名其妙，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些诡异之处”，比如认为自己的方言是最高雅的。他认为，托斯卡纳人的卓然物外，仅仅在于他们头脑中毒，是“这一疾病最赫赫有名的受害者”。但丁自己的诗歌将创造出他所追求的那种光彩照人的俗语。要欣赏他的诗歌之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聆听。

这里我要再增加一个例子来说明但丁在语言上超凡的能力，他能把简单的语言提升后用以表达深厚的情感。在《炼狱篇》结束时，维吉尔不能再指引但丁，因为即使是最有道德的异教徒也无法进入天堂圣地。现在将由但丁失去的早年爱人俾德丽采来带领他进入天堂。当她光彩熠熠地出现在炼狱山的顶峰，但丁被自己心中重燃的爱意彻底压倒了。他转而向维吉尔求取安慰，却发现他已经离开：
volsimi a la sinistra col respitto
col quale il fantolincorre a la mamma
quando ha paura o quandoelli è afflitto
我就满怀着信赖之情转身向左，
好像一个小孩奔向他的妈妈一样
因为受到了惊吓或是受到了苦楚。
我不相信在但丁之前还有任何一位诗人能用如此寻常的概念——“小孩”（fantolin），尤其是“妈妈”（mamma），而具有这样严肃的感染力。
失去佛罗伦萨，又失去了维吉尔，但丁却会在新的精神性的意义上，重获他失去的爱人俾德丽采。他将以新的诗歌形式，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作出最伟大的回应，融合整个古典传统及传统在他那个时代的创新。我们所有人都通过阅读但丁来阅读我们自己，就像他在维吉尔那里所做的。但丁在地狱里塞满人物，有的来自古典时代，也有很多他自己过去的朋友和敌人。然而《神曲》并不全然关于他。就在开篇，但丁告诉我们，他迷路了，“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vita”——在我们人生的中途。他的百篇歌诗提供了一条故事的长廊，其中有训诫，也有希望；这些故事还是地标，可以用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之路。

薄伽丘以一篇跋文结束了这本大部头的故事集。文中，他语带讽刺地驳斥了这些故事可能会招致的出于文学与道德考量的反对之声。他坚称，对“洞、棒、臼、杵、烤面饼、填馅儿”这类人畜无害的字眼的使用毫无不成体统之处，同时指出，在严肃的教会纪事中可以见到远比这更叫人瞠目结舌的丑闻。再者，他所言说的不过是有关人类品行的真相，之所以受到指责，“是由于我在一些地方道出了修士们的真面目。然而我才不在乎呢！”若是有人指责这些故事过于戏谑轻佻，薄伽丘对此倒并无异议：“我要向那些从不看重我的女士们保证，我还真不是个持重的人。恰恰相反，我轻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全部的事实。在读完洋洋洒洒八百页关于撒谎行骗之人的故事后，我们应当学会对出自作者本人之口的话也保持警惕——在“薄伽丘否认存在任何严肃的意图”与“薄伽丘坦承引介这本集子时实难做到对瘟疫之可怖闭口不谈”之间，后者无论如何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事实上，“医理”与“情爱”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在《十日谈》的序言里，薄伽丘明言自己一度长久地忍受炽烈爱情的煎熬，“炽烈之程度他物无可比拟，自己的痛下决心、旁人的有益规劝皆未能将其压制，堕入险境、丑闻加身的风险亦无法使之动摇”。不过，最终他还是从这种疾病中恢复过来：“摆脱一切病痛后，曾经的痛苦之源如今盛满了恒久的喜悦。”换言之，薄伽丘已经产生了抗体。眼下，他已有能力为其他正在承受爱情之苦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明白“什么事情应该避免，而什么东西理当不懈追求”。薄伽丘为爱所苦时，正是靠着交谈才得以保全性命：
假使曾有人需要安慰并且如愿得到了它，甚或还从中收获了欢愉，此人便是我……在极度的悲苦中，我有时会从与友人们的惬意闲谈以及从对方巧妙表露出的同情之意里获得许多安慰。若非如此，此刻想必我已不在人世。

他总结说：“两个瓦尔德拉达相互依存，目光交错，但是彼此并不相爱。”
所有城市都以女人的名字命名，如男人想象的那样，欲望弥漫其中。女人用皮带牵着美洲豹走过街道；一群男人建造一座城市，而激励他们的是同一个梦，梦里有一个逃离他们的裸女；幸运的旅行者会被邀请到宫女们的浴池里嬉戏。我们似乎沉浸在伯顿式的东方主义幻想之中，但是，奇形怪状的现代元素又开始从这种中世纪景观中冒出来：飞艇、雷达天线、摩天大楼。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随着这本书的展开而显露，到后来，有些城市直接呈现了当代问题，堪比唐娜·莱昂的生态学重点议题。有一个城市人口过度密集，乃至于所有人都寸步难行；另一个城市快要被压在堆积成山的垃圾下面；到了结尾，纽约和华盛顿（直接点名）融入了单独的一座“连绵的城市”，正如东京、京都和大阪。卡尔维诺的文本穿越了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的边界，从另一些世界的多重透镜来观察现代世界。正如卡尔维诺后来在讨论此书时说，“看不见的城市（cittàinvisibili）是从无法居住的城市（cittàinvivibili）的内心孕育出来的梦想”，“那些连绵不断、不成形状的城市还在继续覆盖这个星球”。
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是一个道地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从不孤立地看待一个城市；所有城市都联结在象征和社会意义的链条之中。然而，当忽必烈问他可曾见过一座城市，类似于中国前朝故都京师，他却陷入了沉默。京师之所以著名，是由于“运河上的拱桥，富丽堂皇的宫殿有大理石台阶延伸到水里，熙熙攘攘的轻舟摇着长桨曲折前行，货船在集市广场卸下成筐成篮的蔬菜，还有阳台、平台、穹顶、钟楼，以及灰暗的湖水中青翠碧绿的花园小岛”。任何意大利读者（还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意识到，京师是威尼斯的一个镜像。马可坚持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但是忽必烈没放过他，逼问他为何从未说到他的故乡之城。“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给你听的是别的什么地方吗？’”

马可心爱的城市在他的记忆中更为迅速地崩溃：“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就消除了，”他告诉可汗，“也许，我害怕我讲到威尼斯，就会一下子失去她。抑或在我讲述其他城市时，我已经在一点点、一点点地失去她。”然而，他的失落，是他的听者的收获。“只有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忽必烈汗才得以从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中，辨识出花饰窗棂图案，它们如此精巧，逃过了白蚁的啃噬。”
就像唐娜·莱昂的威尼斯，卡尔维诺的那些城市也是重写本羊皮书卷，为那些能够辨识精巧图案的花饰窗棂的人，揭示了隐藏着的故事和多层次的含义。威尼斯在下沉，生态系统在败坏，暴力在上升，但是，就像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十日谈》，卡尔维诺的小说指给我们一条出路。卡尔维诺的九个章节在篇幅上比薄伽丘《十日谈》的庞大编排更为节制，也安排得更为仔细，它们的有序呈现与它们所描述的混乱世界形成对照。这本书的最后一段直接参照了但丁，波罗对可汗说：
生存者的炼狱是不会出现的；要有的话，那就是早已在这里的，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炼狱，那是由于我们在一起而形成的。逃过劫难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容易：接受炼狱，成为它的一部分，乃至于视若无睹。第二种有风险，要求始终保持惕厉戒惧：在炼狱里寻找并学会辨认非炼狱的人和物，让他们存活下去，给予他们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