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这个词登场的时候，也就是对我们而言的古代结束之时。公元五世纪，整个欧洲都禁锢在极其黑暗的数百年的缝隙中，直至加洛林王朝复兴，那似乎是我们历史上最不现代的几个世纪。正是在那些“黑暗”的世纪里，往日的辉煌记忆逐渐消退，烧毁和坍塌的古代遗迹依然存在，但革故鼎新的趋势已不可挡，即使创新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就在那时，新的欧洲语言开始站稳脚跟，这也许是两千年以来最具创新性和压倒性的文化事件。相应地，古典拉丁语正在变成中世纪拉丁语。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新为荣的迹象。
第一桩以新为荣的事件是承认一种不同于古语的拉丁语正在被创造出来。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古老的大陆见证了农业文化的危机，大型城市、道路和古罗马引水渠遭到破坏。在森林覆盖的土地上，僧侣、诗人和细密画家将世界视为一片有怪物出没的黑森林。自公元五八〇年起，图尔主教格里高利就宣布废止了古典拉丁语，我不记得是哪位教皇提出了在高卢进行的洗礼是否仍然有效的质疑，因为在那里人们已经开始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给教徒施洗了，就连神父也已经不懂拉丁语了。但是在七世纪到十世纪之间，所谓的“海伯尼亚美学”得到了发展，这种风格从西班牙到不列颠群岛，乃至高卢都流行了起来。古典拉丁传统曾描述（并谴责）这种风格，将其定性为“亚洲的”（继而是“非洲的”）风格，与“雅典”匀称的风格相抵触。说到亚洲风格，人们指责的是那些在古典修辞中被称为夸夸其谈或矫揉造作的东西。举个例子，公元五世纪教会的神父面对这些矫揉造作是何其愤慨，请看圣哲罗姆的痛斥（《驳约维尼亚努斯》，第一卷）：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蛮族作家，他们的演讲被丑恶的文风所迷惑，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是谁在说话或到底在说什么。一切都在膨胀和坍塌，就像一条病蛇在试图盘曲身体时断裂。一切都被裹挟在无法解开的语言死结之中，在此应该重温普劳图斯的那句话：“除了女巫西比尔，这里无人能懂。”但是这些词语的巫术有什么用呢？
那些对古典传统来说是“恶习”的东西却成为海伯尼亚诗学的美德。海伯尼亚风格的作品不再遵守句法和传统修辞的规律，节奏和韵律的规则被打破，以打造那些带有巴洛克味道的文字表达。
——《在巨人的肩膀上》
中世纪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古人相貌更美，身量也更高”。这种观点在今天完全站不住脚，只要去看看拿破仑睡觉的床有多长就够了，但也许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不仅因为人们对古代的印象都来自那些纪念性的雕像（古人让这些被纪念的人物长高了不少），还因为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人口减少和饥荒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那些在当代电影中耀武扬威的十字军和圣杯骑士很可能都没有我们现代许多英姿飒爽的骑士那么高。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不高，而高卢王维钦托利很可能比亚瑟王高。从《圣经》开始，经过古代文化晚期，乃至后来，与这一主题相对应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少年老成”，一个具有年轻人特质的小伙子，却拥有老人的所有德行。表面上看，对古人地位的赞美似乎成了一种保守的积习，而阿普列乌斯（《英华集》）所推崇的“老人对年轻人的提防”才是创新的模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上古之人的赞美就是创新者在为父辈所遗忘的传统中探寻其创新的理由。
沙特尔的贝尔纳说，我们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我们能比他们看得更远，不是因为我们的身高或视野的敏锐，而是因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比他们更高。
如果你想检索这句格言的起源，关于中世纪的部分可以去看爱德华·若诺写的小册子《巨人肩膀上的矮人》（一九六九年），但更令人欣喜若狂的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罗伯特·默顿于一九六五年写的那本《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在一六七五年写给胡克的一封信中用过的这句格言让默顿很是着迷：“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于是，在追溯了这句话的起源之后，他通过一系列富于学识的漫谈来证实这句话的命运，一版接着一版，用注解和补遗来丰富它的内涵，直到后来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在巨人的肩膀上》意大利语版于一九九一年问世，并邀我作序），一九九三年他还打算再出英文版，作为“后意大利语版本”。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逻辑论》中认为这句关于矮人与巨人的格言来自沙特尔的贝尔纳，即十二世纪。也许贝尔纳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因为这个概念（如果不是矮人的意象）早在他之前六个世纪就已出现在普里西安的著作里，而普里西安和贝尔纳之间的纽带可能是孔什的威廉，他在《普里西安注疏》中谈到了矮人和巨人，比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早了三十六年。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之后，这句格言差不多就被到处引用了：一一六〇年在拉昂学校的一篇课文中，大约一一八五年在丹麦史学家斯文·奥格森的著作中，在康布雷的热拉尔、拉乌尔·德·隆尚、科尔贝的吉勒和奥弗涅的热拉尔的著作中，在十四世纪的亚历山大·里卡特——阿拉贡国王的医生——的著作中，两个世纪后在安布鲁瓦兹·帕雷的著作中，在丹尼尔·森纳特等十七世纪科学家的著作中，然后在牛顿的著作中。哲学家图利奥·格雷戈里指出在皮埃尔·伽桑狄的作品中出现过这句格言（《怀疑论和经验主义——伽桑狄研究》，一九六一年）。我们至少还可以继续找到奥特加·伊·加塞特那里，他在一本题为《关于伽利略》的书（一九四七年）中谈到代代相传的问题时说，人类之中“一些人踩在另一些人的肩膀上，那些高高在上之人享受着统领他人的感觉，但同时也会感到成为了他人的囚徒”。另外，在杰里米·里夫金最近出版的《熵》（一九八二年）一书中，我发现了马克斯·格鲁克曼的一句话：“科学就是所有这样的学科：即使是这一代人中的傻瓜也能借此超越上一代人中的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在这句话和那句被归在贝尔纳名下的格言之间相隔了八个世纪，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呢？一句关于哲学和神学思想中父子关系的话变成了标志着科学进步性的名言。
十九世纪的伟大哥白尼革命总是召唤从前的巨人。康德需要休谟把他从独断主义的睡梦中唤醒；浪漫主义者发现了迷雾与中世纪的城堡，为迎接狂飙突进运动做好准备；黑格尔最终确立了新之于旧的优先权，将历史视为没有糟粕与怀旧的可完善运动；马克思重读了整部人类思想史，以他关于古希腊原子论者的毕业论文为起点，精心起草他自己的唯物主义；达尔文弑杀了他的《圣经》父亲，将巨大的类人猿选为巨人，在它们的肩膀上，人们从树上下来，仍然充满好奇与残暴，发现不得不执行那进化的奇迹——对向的拇指。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了一场艺术创新运动，从拉斐尔前派到颓废派，几乎是对过去完全的再次占用。一些遥远时代的父亲被重新发现，用来反抗那些被机械织布机腐蚀的眼前的父亲。卡尔杜奇凭借他的《撒旦颂》成为现代性的先驱，然而他不会停止在城市国家时期意大利的神话中寻求理性和理想。
每个时代最糟糕的诊断者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的巨人教导我，过渡空间是存在的，其中缺少坐标，使人们无法看清未来，也尚不理解其理性中的机巧，以及时代精神中难以察觉的阴谋。
令人不可思议的混合词丰富了词汇，借用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词语，如密码一般模糊了语义。如果古典美学以明晰为理想，那么海伯尼亚美学就是以含混为理想。如果古典美学以匀称为理想，那么海伯尼亚美学就偏爱复杂、繁文缛节、庞大、怪异、无所节制、不着边际、骇人听闻。为了描述海浪，他们用astriferus（满天星斗的）或glaucicomus（青光眼的）这样的形容词，人们还会欣赏如下这些新词：pectoreus（胸部）、placoreus（扁骨）、sonoreus（洪亮的）、alboreus（明亮的）、propriferus（迅速的）、flammiger（炽热的）、gaudifluus（快乐的）……
六世纪的时候，这些新词发明在语法学家维吉尔·马洛内的著作《史书概要》和《书简集》中得到了他的赞扬。这位来自图卢兹附近比戈尔的疯狂语法学家在书中大段引用西塞罗或维吉尔（那个大名鼎鼎的维吉尔）的话，这两位作家当然不可能说过那些，后来有人发现，或者说有人猜测，它们出自一个修辞学家的小团体，其中每一位成员都为自己取了一个古典作家的名字，以这个假冒的名字进行拉丁语创作，并以此为荣，但他们用的自然不会是古典拉丁语。语法学家维吉尔创造了一个语言世界，似乎出自爱德华多·圣圭内蒂的幻想，即使结果可能事与愿违。这位语法学家维吉尔说，一共有十二种拉丁语，每一种中的“火”都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例如ignis、quoquinhabin、ardon、calax、spiridon、rusin、fragon、fumaton、ustrax、vitius、siluleus、aeneon（《史书概要》，第一卷）。“战争”被称作praelium，因为它发生在海上，战火如大海漫无边际，具有奇迹般无与伦比的地位（《史书概要》，第四卷）。另一方面，拉丁语规则本身受到了质疑，据说修辞大师加尔本古斯和泰伦提乌斯一连用了十四个昼夜，专门争论“我”的呼格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用强调的语气对自己讲话（“哦我呀，我做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