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1．你为什么写作？
我九次开头写这篇文章。每个开头都废弃了。
我讨厌就我的写作而写作。几乎从来不写。为什么现在写呢？因为我说了我会写。我收到一封信。回了信说不写。然后我去了一个派对，写信的那个人也在。当面拒绝更难。说会写和好心有关，女性被教导要好心；和愿意帮忙有关，我们也被教导要这样。愿意帮助女性，献一品脱的血。跟不索取神圣特权，艺术家“别碰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不自私有关。跟和解，尽本分，平息安抚有关。我是受过良好教养的。很难忽视社会义务。说你会就你的写作而写作是一项社会义务。不是对于作品本身的义务。
——《九个开头》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因果关系？你为什么写作？（儿童心理学家的专题论文，描绘性格形成时期的创伤。相反：看手相、占星和基因研究，指向星象、命运、遗传。）你为什么写作？（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转去做点有用的事？）假如你是医生，你可以讲些社会公认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故事，比如小时候给猫贴创可贴，一直渴望治愈痛苦。谁也没法不同意：可是写作呢？它有什么意义？
一些可能的答案：太阳为什么发光？面对现代社会的荒唐，为什么要做别的？因为我是一个作者。因为我想在时间的混乱中找出规律。因为我必须写。因为一定要有人来做见证。你为什么阅读？（这最后一问很微妙：也许被问的人并不读。）因为我渴望在灵魂的铁匠铺里锻造我民族未被创造的良知。因为我渴望造出一把巨斧劈开内心冰冻的海洋。（这些句子已经有人用过了，但说得很好。）
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练好耸肩。或者说：总比在银行工作好。或者说：找点乐子。这么说的话，别人不会相信你，又或者他们会觉得你无关紧要。不管是不是，你都避开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