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小说是个人记忆和经历与集体记忆和经历的交会场，交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说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会接受并宣称它是个人而非集体的。
——「寻找《别名格蕾丝》：谈写作加拿大历史小说」
因此如果没有某种记忆，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小说；但归根结底，记忆本身有多可靠——我们的个人记忆，或是我们作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曾经，记忆是既成事实。可以丧失也可以恢复，可以丧失之后又恢复的东西，如同金币一样，坚实可靠，一模一样，是一件物体。“这下我全部想起它来了”或者类似的说法，是维多利亚时代情节剧里从失忆中恢复场面的主要内容——事实上，甚至一直到格雷厄姆·格林《恐怖部》里从失忆中恢复的场面；而且有它，有全部。如果说十七世纪以信仰为中心——换句话说，你信什么——十八世纪以知识为中心——换句话说，你能证明什么——那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以记忆为中心。除非能记得曾经有过又已经不再的那些日子，不然就不会有丁尼生“泪水，无用的泪水……哦，生命中的死亡，往日一去不返”。怀念往日时光，对曾经所作所为的内疚，对有人曾经对你所作所为的复仇，对过去可以为之却未为之的悔恨——所有这些对于上个世纪是多么重要，其中的每一项对于记忆本身的概念是多么依赖。没有记忆，及其能够完全恢复就如从沼泽中打捞宝物一般的信念，普鲁斯特著名的玛德莲就成了随口的零食。缺乏对于记忆完整的信任，十九世纪的小说就将不可想象；因为如果没有对自我几乎始终不断的记忆，那自我是什么，而没有自我的小说又是什么？或者说这是当时会有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