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第二部 1990—1999】
而我们说的“历史小说”究竟是指什么?所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历史”小说;它们避无可避,因为它们不得不,它们必须,提到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与读者阅读作品的时间不同。(在此提到科幻小说也救不了我们,因为作者无疑是在对读者而言已成过去的时间里写下作品的。)但过去式是有的——昨天昨天和昨天,满是用牙线剔牙和给车加防冻液,不久之前的昨天——此外还有过去,大写的过和去。
查尔斯·狄更斯的史高治怯怯地问往日圣诞的灵魂,他们即将拜访的过去是否是“久远的过去”,回答是,“不是——是你的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你的过去”——作者个人的过往,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读者的过往——才是加拿大小说讨论的问题。我不记得任何严肃作家在六十年代创作我们所认为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传奇,换句话说,盛装打扮有衬裙和裙撑,和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之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或许他们觉得加拿大缺少适合此类作品的穿着;或许该类型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拙劣之作,类似历史艳情小说——和其他任何体裁一样,作品要么是要么不是,取决于怎么写。
曾经,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并没有这么娇气。理查森少校大受欢迎的十九世纪小说《丛林英烈》便是——在其他各项之外——一部历史小说,类似的还有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这种形式的老祖宗,以及费尼莫·库柏,他更加嗜好长篇大论的后裔。这些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而十九世纪钟爱历史小说。《名利场》《米德尔马契》《双城记》《艾凡赫》《金银岛》——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小说,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或许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写起了历史小说,而是为什么之前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