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紧跟在四十和三十年代之后到来；大萧条连着战争的双重打击摧毁了在我们十几二十岁时正快速发展的出版业，还连同畅销书。（记得玛佐·德拉罗什吗？不记得。没人跟我们说过她。）再加上平装书行业的影响——当时完全由美国控制——以及电视的到来，节目大多也都来自边境以南，你就明白了。倒是还有广播，当然了。有加拿大广播公司。有西蒙和舒斯特还有我们的宝贝，朱丽叶。但这些并不能抗衡多少。
等我们在五十年代末上了大学，遇到了精英杂志，又被灌输了大量由我们自己的权威，甚至若干我们自己的诗人和小说作者所酝酿的焦虑和轻视，涉及我们自己的不真实，我们就文化而言的虚弱，真正文学的匮乏，以及缺少任何能用历史之名增添庄重的东西——这说的是在我们自己土地上耐人寻味和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魁北克，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更加确定，尤其是自己的不屈不挠，尽管也有许多面向巴黎的声音说着他们有多不合格。而在英语地区，厄尔·伯尼以“正是没有幽灵才让我们不得安宁”结尾的著名诗歌总结了当时的普遍态度。
但我们青年作家还是勇往直前。我们以为自己相当大胆，把诗歌和小说的背景设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甚至渥太华，而不是伦敦、巴黎或纽约。然而，我们还是丝毫不减的当代：历史，对我们而言，要么不存在，要么发生在别处，要么虽是我们的却很无趣。
这是年轻人中的普遍看法，但对我们来说尤其正确，这是因为我们接触自身历史的方式。魁北克一直有自己的历史版本，有英雄和反派，还有挣扎，心碎，和上帝；上帝直到不久之前仍是一大主要特征。而身处英语区加拿大的我们，在我那个年代上了高中的，并没有吃下那么猛的药。相反，传递给我们的是对过去一种尤其虚弱无力的观点，如果真有什么观点被传递出来的话。给更加动荡国家的其他人的是史诗战役，英雄，激动人心的演说，孤注一掷的最后抵抗，从莫斯科撤退时的冻死。给我们的则是小麦的统计数据，在奶牛和马铃薯之地事事如意的令人安慰的保证，更不用提——尽管确实提了——金属矿脉和成堆的木材。我们打量这些东西，看到它们很不错，尽管很乏味，却没有真正去研究它们是怎么获得的，或者是谁从中获益，是谁承担了真正的劳动，或者他们拿到了多少报酬。在欧洲白人带着火器和天花抵达之前是谁居住在这个地方也少有提及，因为我们难道不是好人吗？这还用问，而好人不会总想着那些病态的话题。我自己会对加拿大历史感兴趣得多，如果我知道我们沉闷的总理，麦肯齐·金，相信母亲的灵魂寄住在他的狗身上，还总是向它咨询公共政策的话——这能说明太多问题了——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