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小说是个人记忆和经历与集体记忆和经历的交会场，交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说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会接受并宣称它是个人而非集体的。
——「寻找《别名格蕾丝》：谈写作加拿大历史小说」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间有这么一大串历史小说呢？先前，我已经就为什么这一趋势没有更早出现给出了一些可能的理由；但为什么现在出现了？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对自己更加自信了——现在我们可以觉得自己比从前更有趣了；我认为他们说的没错。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场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让作者和读者，尤其是前殖民地的作者和读者，回头面向自己的根基，同时也不拒绝帝国中心的发展。伦敦和巴黎依旧是美妙的地方，但它们不再被看作真善美，以及更能代表二十世纪品味的假恶丑的唯一所在地。想要肮脏、谎言和腐败？哈，我们有土生土长的，而且不只如此，我们还一直都有，这就是历史发挥作用的地方。
有人可能会说，另一方面，过去更安全；在我们国家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分裂的威胁，建立的制度，社会结构和自我意识名副其实被撕裂的威胁——逃回过去，回到这些东西并不成问题的时候，会令人感到安慰。对于过去，至少我们知道发生过什么：探访期间，我们不会被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折磨，或者至少是从历史到我们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泰坦尼克或许在下沉，但我们并不在船上。望着它沉没，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其实正坐着的漏水救生筏上短暂移开。
当然过去并不是真的更安全。正如一位地方博物馆管理员所说，“怀旧是没有痛苦的过去，”而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过去就是他们的现在，对他们来说就如同我们的现在对我们来说一样痛苦——或许更加严重，考虑到当时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没有麻醉药、集中供暖和入户水管，就提几个缺点。那些渴望回到所谓十九世纪价值观的人应该放下热衷于那个年代的花边枕头杂志，好好看看当时真实发生的事。因此安逸虽然可以是一种吸引力，却也是一种假象；我提到的加拿大历史小说中也没有多少把过去描绘成非常舒心的地方。
此外还有时间旅行的诱惑，吸引着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小小文化人类学家。窥探是如此有趣，在一定程度上；从窗外偷看。那时候的人吃什么？他们穿什么，怎么洗衣服，或者给病人治病，安葬去世的人？他们想什么？他们撒了什么谎，又是为什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些问题一旦开始就没有尽头。好比询问你去世的曾祖父母——他们的所做所想有没有任何一点在我们身上得到留存？
我认为这种吸引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对一个十五岁孩子来说，没有比阿加莎姨妈漫无边际地闲扯族谱更无聊的了；但常常，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一个五十岁的人感兴趣。并不是作为个体的作者现在五十岁了——其中有些要年轻得多。我觉得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