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小说是个人记忆和经历与集体记忆和经历的交会场，交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小说离我们越近，我们就越会接受并宣称它是个人而非集体的。
——「寻找《别名格蕾丝》：谈写作加拿大历史小说」
过去告诉我们什么？就其本身而言什么也没有。我们首先必须倾听，然后它才会说话；而且即便如此，倾听意味着倾诉，然后再去复述。关于过去，如果要说些什么的话，那也是我们自己必须去说；而我们的听众则是彼此。在我们自己也相应成为过去之后，其他人会讲述关于我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或许也不会，视情况而定。虽然看起来不太会，但我们也可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而与此同时，趁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说什么？或者说，我们在说什么？个体记忆，历史，还有小说，都是选择性的：谁也记不得所有的事情，每个历史学家选出他或她愿意视为重要的东西，而每本小说，无论是不是历史小说，也都必须限定自身的范围。谁也讲不完世上所有的故事。对小说家而言，他们最好把自己限制在古舟子的故事里；换句话说，抓住他们不放，折磨他们，直到他们用自己骨瘦如柴的双手攫住一批不明真相的婚宴宾客，用闪烁的眼睛或者要么是用闪光的句子吸引他们的注意，给他们讲一个他们不得不听的故事为止。
这些故事并不是要说历史中这样或那样的一部分，或这场或那场政治或社会事件，或这个或那个城市或国家或国籍，尽管这些内容当然可能会，也经常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它们关乎人性，这通常意味着关乎傲慢、嫉妒、贪婪、色欲、懒惰、暴食和愤怒。它们关乎真相和谎言，伪装和揭露；关乎罪与罚；关乎爱与宽恕，坚忍和仁慈；关乎罪过和报应，有时甚至是救赎。
在近期的电影《邮差》中，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训斥他的朋友，一个卑微的邮差，因为他偷了聂鲁达的一首诗向一个当地的女孩求爱。“可是，”邮差回答，“诗歌并不属于写作它们的人。诗歌属于需要它们的人。”关于过去的故事也是一样。过去不再仅仅属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它属于那些索取它们，愿意探索它们，并为了活在今天的人而为它们注入意义的人。过去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需要它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