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你是寓言讽喻和互相映射的行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写给赖德·哈格德的信中说,《她》的场景中似乎也散布着各类暗示和语言线索。比如,阿玛哈格尔(Amahagger),由“她”统治的部落,拥有一个不仅包含“哈格”(hag,意为女巫),更是将“爱”的拉丁语词根与亚伯拉罕遭到驱逐、栖身旷野的妾室“夏甲”(Hagar)合并,从而让人想起两女争一男故事的名称。古城“科尔”(Kôr)之名或许得自“中心”(core),与法语的“心”(coeur)同源,但同时也暗示着“身体”(corps),从而引申出“尸体”(corpse);因为“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噩梦的死中之生”,她可怕的结局使人想起反向运作的达尔文进化论——从女人变成猴子——还有经历木桩插心之举后的吸血鬼。(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在《她》之后问世,但谢里丹·勒·法努的《卡米拉》比它更早,还有许多别的吸血鬼故事。)这些联想和其他内容指向某种核心意义,哈格德本人或许永远无法尽释,尽管他写了一部续集和几部前传作为尝试。“《她》,”他说,“是一篇巨大的寓言,我无法领会其内涵。”
哈格德自称《她》是在“一片白热”中写成的,花了六个星期——“它来得,”他说,“比我疼痛可怜的手能记下的还要快。”这暗示着催眠恍惚或是鬼魂附体。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派分析的全盛时期,《她》得到大量探讨和欣赏,弗洛伊德派在于其子宫和阳具的形象,荣格派则是其阿尼玛人物和初始体验。诺思洛普·弗莱,文学原型理论的拥护者,在一九七五年的著作《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中如此描述《她》:
在看似死亡和入土的女主角重新复活的主题上,莎士比亚《辛白林》的主题之一,我们对世界底部的大地之母似乎正在获得更加不被取代的感受。更晚一些的传奇故事里有另一次对此类人物的短暂一瞥,在赖德·哈格德的《她》中,一位美丽又邪恶的女性统治者,埋藏在一片黑暗大陆深处,与死亡和重生的原型紧密关联……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暗示着埃及,至高的死亡和葬礼之地,而且很大程度上出于其在《圣经》中的地位,也是前往下界之地。
无论我们认为《她》象征着什么,它对出版业的冲击都是巨大的。每个人都读了,尤其是男人;整整一代人受它影响,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大约十多部电影以它为根据,还有一大堆在二十世纪前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里炮制出来的低俗杂志小说带有它的印记。每当一个年轻但可能也年老而且/或者死了的女性出现,特别是假如她在荒野中统治着一个失落部族,还能如催眠一般勾引男人,你所看到的都是“她”的后裔。

——「《她》序」

关注

文学作家也感到受制于她。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正如吉尔伯特和古芭所指出的。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那古老、美丽,且最终消亡的女主角明显与她相关。像C. S. 刘易斯这样喜欢塑造甜言蜜语、美貌出众的邪恶女王的人感受到她的力量;而在托尔金的《魔戒》里,她一分为二:凯兰崔尔,强大却善良,拥有和“她”手中一模一样的水镜;以及一只非常古老、穴居吃人的蜘蛛生物,意味深长地名叫尸罗(Shelob)。
把D. H. 劳伦斯和其他人如此忌惮的毁灭性的女性意志和“她”的恶意一面相连会是天方夜谭吗?因为艾莎是一位极其有悖常理、挑战男权的女性;尽管她鞋码很小,指甲还是粉色,内心却很叛逆。倘若没有爱情阻碍,她就会运用那令人畏惧的能量推翻现有的文明秩序。而现有的文明秩序属于白人,男性和欧洲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她的力量不仅是女性化的——在内心和身体上——更是未开化的,而且“黑暗”。
等我们发现约翰·莫蒂默的“法庭上的鲁波尔”称呼自己尤其在意厨房清洁剂的矮胖太太为“不可违抗的她”的时候,这个曾经强大的人物已被世俗化并消除了神话色彩,退化成了玩笑和可能是它最初起源的布娃娃的结合体。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忘记艾莎超凡杰出的力量之一——让自己转世重生的能力。就像克里斯托弗·李电影结尾化为尘土的吸血鬼,被风吹散,却只是在下一部电影的开头重新组合,她会卷土重来。再重来。再重来。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幻想的永恒主题。她是儿童故事的巨匠之一,险恶却又吸引人的形象,比现实生活更传奇也更美好。当然也更恶劣。而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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