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此刻我坐在打开的窗前，写——为谁而写？不为任何朋友或情人。甚至也根本不是为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自己昨天写的东西；明天我也不会读这些。写作只是为了让我的手能动，我的思绪自行涌动。写作是为了消磨无眠的时光。我为什么睡不着？毕竟，我没有犯任何罪。
——「《格拉斯医生》序」
围绕《格拉斯医生》的风波源于认为它支持堕胎和安乐死，甚至可能将谋杀合理化的看法。书的主角是一位医生，对自己的社会在这些问题上的伪善言辞激烈。但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书的作者——已经是成功的小说家，剧作家，短篇作家——对此或许多少会有些吃惊，因为《格拉斯医生》不是论战，不是鼓吹文章。而是一份典雅、有力、严密紧凑的心理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发现自己站在一道危险而又无法抗拒的敞开的门口，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走进去，或者为什么应该走进去。
小说的主角，第谷·加布里埃尔·格拉斯，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夫，他的日记，我们站在他身后，他边写我们边读。他的声音一下子就有了说服力：睿智、伤感、固执、不满，时而理智时而荒谬，而且超前得让人心慌。我们跟着他穿过他的记忆，欲望，对社交世界习俗的看法，对天气抒情的赞扬或是乖戾的指责，他的闪烁其词，自我否定，厌倦和向往。格拉斯是个浪漫理想主义者，又转而变得孤单且悲哀，受到世纪末不安的折磨——一丝不苟的唯美主义，渴望得不到的东西，对既定道德体系的怀疑，以及厌恶真实的混合体。他只想让美的东西存在，职业的性质却将污秽强加到他身上。正如他本人所言，他是最不应该当医生的人：这让他接触到太多人类肉欲中更加令人不快的一面。
他尤其想要的是行动，实施一项能和他希望自己内心怀藏的英雄相称的丰功伟业。在传奇故事里，此类行动常常包括骑士、巨怪，以及一位受到监禁必须营救的少女，而这正是命运为格拉斯医生献上的情形。怪物是个恶心得让人起鸡皮疙瘩、道德上也令人反感的牧师，名叫格雷高瑞尤斯，这个人，格拉斯甚至在还没发现有充分的理由之前就恨他了。被囚禁的少女是他年轻漂亮的妻子海尔嘉，她向格拉斯医生吐露，自己嫁给格雷高瑞尤斯是出于错误的宗教观念，而且已经无法再忍受他的性殷勤。离婚是不可能的：一个坚信自身正派的“体面”神职人员，像格雷高瑞尤斯这样的，绝对不会同意。格雷高瑞尤斯夫人将永远受到这个长着毒蘑菇脸的妖怪摆布，除非格拉斯医生帮她的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