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我十九岁的时候第一次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非读不可。我在上一门课——“二十世纪小说”，或者类似的什么。我和十九世纪小说相处得还好——狄更斯的作品，我觉得，就是这些作品该有的样子，至少是在英格兰：有许多疯子和大雾。某些二十世纪小说也还不错。海明威我多少能够体会——我小时候玩过打仗游戏，我经常去钓鱼，我懂得这两件事情的大致规矩，我知道男孩子少言寡语。加缪让青春期晚期的我相当抑郁，外加存在主义焦虑和现实，以及不愉快的性事。福克纳是我对于——嗯，我自己作为作家（这是我的愿望）可能会怎样的设想，在热气蒸腾、蚊虫滋生的沼泽地歇斯底里是我对于艺术真实性的概念。（我熟悉那些虫子。熟悉那些沼泽，或者说非常类似的沼泽。我熟悉那种歇斯底里。）福克纳同时也能出奇地好笑这一点——在我当时的年纪——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但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十九岁的我而言，完全跑偏了。究竟为什么要到灯塔去，而且为什么要为了去还是不去吵吵闹闹？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为什么人人都那么喜欢戴着耷拉的旧帽子在花园里闲晃，用一勺又一勺委婉默许纵容丈夫，就和我注定无趣的母亲一样的拉姆齐太太？为什么会有任何人容忍拉姆齐先生，这个引用丁尼生的暴君，尽管他可能是个失意的天才？有人下错了命令，他喊道，但对我不起作用。而莉莉·布里斯科又是怎么回事，她想成为艺术家，对这个愿望非常重视，可看起来却没法画好，或者说没法让自己满意？在伍尔夫的世界里，一切都如此脆弱。如此难以捉摸。如此没有定论。如此深深的诡谲莫测。就像某个瘦弱诗人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里写下的诗句：“为什么总得喝番茄汤呢？”
——《不可磨灭的女性》
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四十三年后，我又读了《到灯塔去》。没有特别的原因：我在一个非常加拿大的空间里，“乡间小屋”，这本书也在，而且我已经读完了所有的谋杀悬疑小说。就想着再读一次试试。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次，书里的一切怎都如此完美地水到渠成？第一次读的时候——尤其是，那格局，那造诣——我怎么会忽略了？我怎么会没注意到拉姆齐先生引用丁尼生的共鸣，宛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般响起？我怎么会没明白画画和写作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女人不能画画，女人不能写作……”）还有时间是如何似浮云般穿过一切，坚固的物体颤动和溶解？而莉莉画的拉姆齐太太——未完成，不够好，注定要被塞进阁楼里——也成了，在她最终加上联系一切的那一笔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完的这本书？
有些书需要等到你准备好的时候再读。在阅读上有太多东西都关乎运气。而我方才又是多么地幸运！（我轻声对自己这么说着，一边戴上我耷拉的旧帽子，出门去我高深莫测的花园里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