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我停笔了几个星期。正在写着一场虚构的灾难，紧接着就发生了一场真实的，令人深感不安。我心想或许我该转去写园艺著作——一些更加让人快乐的东西。但后来我又开始了写作，因为在一个既没有花园又没有书的世界里，园艺著作有什么用呢？而这正是占据我脑海的场景。
和《使女的故事》一样，《羚羊与秧鸡》是推想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其中没有星际宇宙旅行，没有瞬间移动，没有火星人。正如《使女的故事》，它没有创造任何人类尚未发明或尚未开始发明的东西。每一本小说都从如果……会怎样开始，然后再阐述其原则。《羚羊与秧鸡》的如果会怎样很简单，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已经走上的这条路向前会怎样？一旦滑落就停不下来的斜坡究竟有多滑？我们仅有的优点是什么？谁拥有阻挡我们的意志？
多种不同力量同时出现之时，就会“屋漏偏逢连夜雨”。人类历史上的风雨也是如此。就像小说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说的，作家写的是让他们担忧的东西，而此刻让我担忧的正是《羚羊与秧鸡》的世界。问题不是我们的发明——所有的人类发明都只是工具——而是可以用它们做什么；因为无论科技有多高明，智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的样子——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忧虑。用乔治·梅瑞狄斯的诗来说：
……在悲惨的生活中，上帝啊，
无需反派！激情编造出情节：
出卖我们的是内心的伪善。
——「写作《羚羊与秧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