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深受喜爱的加拿大作家卡罗尔·希尔兹在与癌症长期抗争后，于七月十六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给予她的大量媒体报道和众多读者所表达的悲痛之情体现出她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高度敬重，但她的逝世在全球都上了新闻。
像她这样意识到名气捉摸不定，且任何命运都有偶然因素的人，会带着一丝嘲讽看待这些，却也会觉得它们让人深感愉快。虽然了解黑暗，但她——既是作为作家也是作为个人——却抓紧光明。“她就是一个发光发亮的人，且这一点即便她没写任何作品也仍然重要，并且始终存在。”她同为作家的好友爱丽丝·门罗说。
在她的写作生涯早期，一些评论家错把她身上的这种光明品质理解成轻率、不严肃，依据的是喜剧——以误会和困惑为主题，却以和解，无论是多么脆弱的和解，作为结尾的形式——不如悲剧严肃，且私人生活不如公共生活重要的普遍原则。卡罗尔·希尔兹明白得很。人类生活只有对统计学家而言才是一大堆统计数字：我们其他人活在由个人组成的世界里，且其中大多都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快乐是完全的快乐，他们的悲伤也是真实的。平凡人的非凡之处正是希尔兹的专长，在小说《斯旺》《爱情共和国》，特别是《斯通家史》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她将自己的渊博智慧、观察能力、人文幽默和广泛阅读全部给予了素材。作品愉悦怡人，就是这个词语最初的意思：充满了给人快乐的东西。
——《上周去世的卡罗尔·希尔兹，写了许多充满乐趣的书》
尽管病得很重，她看起来却不是那样。她很机敏，像往常一样对各种各样的书感兴趣，一如既往地好奇。她最近在读关于生物学的非虚构类作品，她告诉我：对她来说是新的东西，新的惊奇和赞叹的来源。我们没有谈她的病情。她更愿意被当作一个正在活着、而不是正在死去的人对待。
而她也确实活过，并且仍然活着，正如约翰·济慈所言，每个作家都有两个灵魂，一个在尘世，另一个作为作品内在的声音在写作的世界里长存。正是这种声音，敏锐、怜悯、观察入微，且高度人性的声音，将继续向各地的读者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