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970—1989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一片叫作帕森斯绿地的地区——现在已经高档化了,当时还在过渡期,天冷的时候厨房里的水还会结冰。长到脚踝的大衣配长靴和压花绒布迷你裙是最时尚的装扮;在依旧热闹的国王路上可以买到全套。那一年发生了一场电力罢工和一场环卫罢工;对这两场罢工伦敦人似乎都挺欢迎的。
我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本叫做《权力政治》的诗集,开始动笔写小说《浮现》,用的是一台德语键盘打字机。紧接着我在法国(一间转租房,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镇上),用一台租来的法语键盘打字机写作,一边和导演托尼·理查森合作,把我的第一本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改写成剧本。随后不久,我又在意大利——又是一间转租房——用一台意大利语键盘打字机写完了《浮现》。并不真正懂得打字也是有好处的:在不同语种打字机之间过渡要容易一些。……

▷第二部 1990—1999
一九九〇年本应是一个崭新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正在解体,德国正在统一,一件我们曾经以为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目睹的事情。西方,以及一批与名为“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的东西相关联的做法和价值观似乎非常成功。我们还没有预见到,随着敌人的消失,西方的道德气球也会漏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去捍卫自由很好,但要真心诚意地推崇购物中心、停车场和把自己吃到撑死的权利却很难。我们在一种奇特的茫然状态中,走近时代变更人工转折点前的最后一个十年,千禧年。然而,正如罗伯托·卡拉索所指出的,英雄需要有怪兽存在,但怪兽没有英雄也能过得很好;而且,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生产怪兽的能量正在这个十年中集结。……

▷第三部 2000—2005
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夜开启了新千年。我们的电脑本该崩溃的,结果没有。我的母亲这时年事已高,几乎失明,但还能见到亮光。我们在她的观景窗外放了些焰火,好让她也能参与庆祝,后来妹妹不小心把后院点着了。这就是我对这场盛大活动的印象——妹妹在干草里上蹿下跳,努力把火踩熄。
在日记本上二〇〇〇年开始的那一页,我草草写下:电视上的焰火非常精彩除了愚蠢的解说。哪里都没漏水。教堂响了钟。天气很暖和。有一轮半月。天使没有降临,或者至少裸眼看不见。没有掉下炸弹。没下雪。这里没有恐怖分子。
著名的遗言。……

H. G. 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是那种一旦读过就很难忘记的书。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称其为“骇人的奇迹”,对其大加宣扬。谈到威尔斯的早期作品时——《莫洛博士岛》也在其中——他说,“我认为它们,就像忒修斯或是亚哈随鲁的寓言一样,会被纳入人类整体记忆,甚至超越创作者的名声或是写作它们的语言的消亡。”
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如果电影可被视为自成一种语言的话。以《莫洛博士岛》为灵感的影片已有三部——其中两部很糟——毫无疑问看过的人没几个会记得原著作者是威尔斯。作品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如同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后代,获得了原作中并不存在的特征和意义。莫洛本人在电影化身中逐渐趋向疯狂科学家、怪异基因工程师或是培养中的暴君,一心征服世界;而威尔斯的莫洛无疑并不疯狂,只是一个活体解剖师,也没有丝毫要征服任何东西的野心。
博尔赫斯用的“寓言”一词很有提示性,因为——虽然表面上有如实描绘的细节——但这部作品显然不是小说,如果小说指的是对可观察到的社会生活的白话文叙述的话。“寓言”表明这部奇特著作格局中潜藏的特定民间传说特征,正如奥布里·比兹利的棕榈叶和花朵图案中可能隐藏着动物面孔。这个词也可能标志着谎言——想象或虚构的东西,而非确然存在的——且这种运用方式相当贴切,因为过去或未来都不会再有人靠切开再缝合来把动物变成人。在最普遍的含义上,寓言是一个故事——比如伊索寓言——旨在传递某种有益的教训。但这有益的教训是什么?威尔斯显然没有说清楚。
“持久的作品总能做到无限又可塑的暧昧;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理解,”博尔赫斯说,“……且它还必须以一种转瞬即逝和不招摇的方式暧昧,几乎置作者于不顾;作者必须显得对所有象征手法一无所知。威尔斯在首次出色运用中就表现出这种清醒的无知,对我而言这是他令人钦佩的作品中最令人钦佩的部分。”博尔赫斯慎重地没有说威尔斯并未运用任何象征手法:只说他看起来对此一无所知。

——「《莫洛博士岛》的十种看法」

关注

威尔斯被公认为我们如今视作“科幻小说”类型中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正如罗伯特·西尔弗伯格所说,“自《时间机器》之后所写的每一个时间旅行故事从根本上都要感谢威尔斯……在这个主题,就像在科幻小说的大多数伟大主题上一样,威尔斯都是第一个写的。”
威尔斯并不了解“科幻小说”一词;这个词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凸眼怪兽和穿黄铜胸罩女孩的黄金时代才在美国出现。威尔斯本人将他以科学为导向的小说称作“科学传奇”——这个词并非由他所创,而是另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名叫查尔斯·霍华德·辛顿。
“科学”一词有多种解释。倘若意指已知和可能,那威尔斯的科学传奇就绝不科学:他很少关心此类界限。就像儒勒·凡尔纳带着不满说的,“这是虚构!”相反,这些故事中的“科学”部分,根植于威尔斯在赫胥黎指导下研究达尔文原则所衍生出的世界观,并关乎他写作生涯始终关注的宏大课题:人的本性。这或许也能解释他创作生涯期间在极端乌托邦主义(如果人是进化的结果而非神的造物,那他想必还能再进一步进化?)和至深悲观主义(假如人来自动物且与动物而非与天使相近,那他想必也有可能退回原处?)之间摇摆。《莫洛博士岛》属于威尔斯式账簿的借方。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是对维多利亚体系的巨大冲击。在七天里用言语让世界诞生并用泥土造人的上帝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矗立的是数百万年的进化演变,以及一份包含灵长类的家谱。同样不复存在的还有统辖这一世纪最初年代的华兹华斯式慈祥的自然母亲;取而代之的是丁尼生的“大自然,红牙血爪/带着深沟险壑”。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代极具标志性的致命女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达尔文。《莫洛博士岛》中的意象和宇宙起源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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