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这些复杂性都在玛赞·莎塔碧的畅销书《我在伊朗长大》里有绝妙的阐发。这本书最初是以四卷本的形式于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以法语出版，然后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出版了英语译本，之后又翻译成其他好几种语言。二〇〇七年，莎塔碧以自己的书为底本，自编自导将其改编成一部获奖的动画电影。正如莎塔碧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所写的，自从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当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被人提及之时，大多数时候，它是和极端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生命的一半多都是在伊朗度过的伊朗人，我清楚这个形象和真相相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写作《我在伊朗长大》对我如此重要。我相信一整个国家不应该因为几个极端分子的错误而横遭指责。我也不希望那些为了守护自由而在监狱里失去了生命的伊朗人，那些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死去的伊朗人，那些在一个个专制政权下承受苦难的伊朗人，还有那些不得不离开家人逃离故土的伊朗人被人遗忘。人可以原谅，但是人不应该遗忘。
《我在伊朗长大》探讨了语言和图像暧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保存不应被忘却的记忆，但也可以扭曲甚至压抑记忆。这本书既是一本自传，也是记录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的一粒时间胶囊，还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复杂性的一次思索。莎塔碧讲述了自己世俗化家族的历史，她的家人反对过巴列维王朝，也反对之后取代它的专制的伊斯兰共和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当德黑兰遭受空袭之时，玛赞的父母把年仅十四岁的她送去奥地利念书，她在那里挣扎着融入当地的生活，却渐渐开始大量吸毒，甚至一度流浪街头。她在十八岁回到伊朗，进入大学学习平面设计，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如意的婚姻，最后在四年后永远离开了伊朗。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幅画里，玛赞告别了她充满希望的父母和泪流满面的外婆。在这幅画的下方，她写道：“我后来只再见过她一次，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的伊朗新年期间。她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四日去世了……自由是有代价的……”
和普里莫·莱维以及保罗·策兰一样，莎塔碧也正视了语言在创伤面前的局限，而在她的书里，她同时探索了图像语言和文字语言的局限。当她的一位玩伴在一次空袭中丧生之时，玛赞发现了自己朋友的胳膊——上面还戴着她最喜欢的绿松石手镯——从她家的废墟下露了出来。我们看到玛赞惊恐的反应，然后整幅画面陷入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