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许多角色一样，《我在伊朗长大》里的玛赞发现自己痛苦地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从奥地利回到德黑兰之后，她陷入了抑郁，甚至想自杀：“我的灾难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什么都不是。我在伊朗是西方人，在西方又成了伊朗人。我没有身份。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然而在玛赞经历这一切苦难时，她保持了自己永不屈服的叛逆个性。同时她有种冷面自嘲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给她的书带来了很多喜剧性的场面，减轻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压迫带来的悲剧。玛赞去探望了一位童年玩伴，他在两伊战争前线受伤归来已成重度残疾，他们的对话一直磕磕绊绊的，直到她的朋友讲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黄笑话。笑声让他们找回了交流的能力。
玛赞的反叛源自她的父母、她的祖母以及她对一位被霍梅尼政府处决的挚爱的叔叔的缅怀。当玛赞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玛赞的叔叔给她讲述了自己被伊朗国王政府囚禁多年的故事，鼓励她要铭记一切：“我们家族的记忆一定不能丢了，哪怕对你来说很难，哪怕你完全不理解它。”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她叔叔身旁的椅子里，玛赞回答：“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在伊朗长大》是非同寻常的铭刻个人和文化记忆的努力。不过鉴于它高度个人化的形式，它当然不能（它也没有如此宣称）全面反映伊朗的历史和文化。比如，几乎毫无例外，我们在这本书里遇到的伊朗人不是理想主义的左派就是蛮横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我们要看到的下一本书将对莎塔碧这种当代的、世俗的身份探究有很好的补益，那就是法里德·丁·阿塔尔写于十二世纪的《鸟儿大会》，书里融入的苏非神秘主义为阿塔尔提供了追寻和批判自己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