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神圣”就是“绝对”。但后者是某些哲学、宗教谈论的对象，因此它是哲学概念；而“神圣”被看作一种神秘的力量，是所有宗教思想和情感的源泉。如果说“绝对”孕育了哲学，那么哲学最多只能辨认出“神圣”的存在，或者至少辨认出它作为人类精神常量的显圣。简单来说，在轰鸣的雷声中，一棵树被闪电击中，如果不将其看成超验实体或意志的表现，那它只是一桩无意义的可怕意外。但当它变得神圣时，则会令人心生敬畏，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因此，神圣展现出庄严、神秘、震颤、迷人的一面，它战胜理性，使人震撼惊愕，同时引发排斥和吸引。虽然无法用明确的概念描述，却可以感知，就像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面对无限时产生的依赖、脆弱、无力以及虚无的感情。
有时，对神圣的体验是难以名状的。于是人们拜倒在它脚下，为之上祭品，甚至用活人献祭。还有些时候，尤其是对没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更希望亲眼看到神圣，由此催生了对“显圣物”的需要——神圣以一种可见的形式示人，以便于我们理解。因此，为了以后有话可说，那些体验过神圣的人想要看到“令人战栗的神秘”，否则便只剩下体验的“果”——惊奇、错愕、慌乱和恐惧，而这正是人们想要逃避的。
《天降吗哪》
18世纪
朱塞佩·安杰利
威尼斯，圣斯达艾教堂
《圣保罗的皈依》
1601年
卡拉瓦乔
罗马，人民圣母教堂
《十字架显圣》
1520—1524年
拉斐尔及其弟子
梵蒂冈，君士坦丁厅
——《表现神圣》
奥卡姆的威廉在一篇相当令人困惑的文章中说，图像只是一个符号，它的作用是允许我们唤起某个已经认识的实体，否则，我们眼前的图像就难以与被表现物对应。比如，如果我没见过赫拉克勒斯，一尊赫拉克勒斯的雕像便不会使我想起赫拉克勒斯。
这篇文章点出了一个（普通同意的）事实，即我们不能根据圣像来想象未知的事物。这似乎与我们的经验背道而驰，因为我们惯于用绘画、照片、嫌疑人人像拼图等手段识别人、动物或者未知事物，甚至从奥卡姆的威廉的时代起，君王们就已经把自己女儿的画像寄给国外订下婚约的堂兄弟。对这个令人尴尬的结论，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奥古斯丁来说，符号是使其他事物进入我们认知中的东西；根据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至少直到阿奎那的时代，符号直接指向“概念”——而概念在那时也就等同于事物的图像。然而，对奥卡姆的威廉来说，事物真正的符号是概念，而不是指代它的词。概念是说明事物意义的自然符号，而词语则是通过与事物的直接关系被强加其上的：“词语表示被概念表示的事物，但不表示概念！”（《逻辑大全》）
如果概念是某一事物的唯一符号，那么有形的表达（无论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图像）仅仅是内在图像的表征。如果没有先于对象的直觉认识，那有形的表达就是空洞的。如果体验者的头脑里没有被体验的现实的唯一可能符号——精神符号，单凭语言或图像是无法——像在奥古斯丁的符号学中可能发生的那样——在接受者头脑中创造或催生任何东西的。
现在，我们可以反驳奥卡姆的威廉：任意一种再现（比如嫌疑人人像拼图）都会在我们脑海里产生一个精神符号，通过它我们得以认出对应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和赫拉克勒斯与希特勒素未谋面，也能对他们进行想象。但是，奥卡姆的威廉的文章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证人并没有真正见过作案者，那警方是无法制作其人像拼图的；就像如果伊丽莎白二世没坐在彼特罗·阿尼戈尼面前，那他也不可能画出她的肖像。因此，不存在没有任何人见过的事物的图像，这一点毋庸置疑。除非是半人马，人们用已知事物的组成部分创造了这个未知的形象。正因如此，我们能勾勒出希特勒甚至是米奇的形象，但不能画出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圆周却无处可寻的圆。奥卡姆的威廉的图像理论在通过日常经验获得的事物图像上可能会遭到驳斥，对于超验事物的图像而言却完美成立。
第一个提出展现或命名神圣之不可能的人是伪丢尼修。他把太一看作深不可测、自相矛盾的，在他的作品中，神被定义为“无实体，无形象，无形式，无数量，无质量，无体积，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它既不感知，也无法被感知……非灵魂，非理智，不偏不倚……非数，非序，非大非小……非物质，非永恒，非时间……非暗，非明，非错，非对”。凡此种种，字里行间全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失语症。（《神秘神学》）对神，伪丢尼修不知该如何称呼，于是叫它“传授奥秘的沉默”“辉煌的黑暗”。但即使是“辉煌的黑暗”，也与经验相关联。那么，如何在经验之上建立构成经验的事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