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则来源于未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今日的心理学家对此也无可否认。同时，这种承认也是对怪奇恐怖题材的真实性与严肃性的肯定，为之融入正统文学提供了条件。与此分庭抗礼的，则是唯物主义知识分子们基于世俗情感与客观事件的否定与嘲弄，否定美学动机的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天真乏味的说教，促使读者接受其中盲目自大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过面对重重阻力，怪奇小说仍旧顽强地存活了下来，逐渐发展壮大至今，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其基本却深刻的原则——即使无法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必定也能对思维敏锐之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鬼怪恐怖题材往往是小众的偏好，因为它既对想象力有一定的要求，还需要读者的思维能够脱离日常生活的局限。相对而言，仅有少数人拥有足够的精力挣脱每日工作的束缚，以回应那来自彼方的呼唤。而对众所周知的感受与事件的描述，或由这些感受与事件衍生而来、且多愁善感的故事，总会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这一点或许毋庸置疑，因为人类的经历与体验中的大多数便是由这些平凡的事件构成。不过众人之中总有思维敏锐之人，有时这些精湛的头脑深处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又会被种种奇思妙想占据。如此看来，没有哪种合理化论调、人格改造，抑或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法，能够彻底抹杀阴森的树林或耳边不经意间的低语所带来的兴奋，而此处涉及到的传统思维或心理规律，如同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与心理规律，也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它与对宗教的感知同时出现，也与其中的各个方面联系紧密，也同样是我们最原始的生物性遗产。对我们种群中那些势单力孤但仍不可或缺的少数派来说，对这种能力的保持与维护是绝不可怠慢的。

一个人的天性和情感决定了他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的行为。他的欢乐与痛苦创造了各种可以被明确定义的情感，构筑在一切因果规律清晰的事件之上。而当一个人接触到他无法理解的事物——早年间宇宙中充满了这些东西——之时，形态各异的拟人化，天马行空的演绎，与崇高无上的敬畏之情往往便会由此发展而出，恰如这个在那时思维简单贫乏，且经历有限的年轻种群所做的一般。“未知”即是不可预测，而对我们的原始人祖先来说，它也便成为了值得敬畏的全能之源——恩赐与灾祸会以神秘且超乎想象的缘由从中降临在人类身上，因此它显然属于某个完全不可知晓的存在，我们也绝对与它毫无关联。梦境这一现象扶持了幻想世界或精神世界这一概念的发展，而总的来说，人类文明初期那野蛮残酷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对超自然的依赖。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人类遗传的精髓也早已被各种宗教与迷信所浸透。考虑到潜意识思维与生物本能之间的联系，作为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这种宗教与迷信的浸染对人类的影响也是永久性的。虽然人类认知里的未知领域在数千年间不断缩小，外太空依然蕴藏着几近无穷的奥秘。同时，无论某些事物现已如何为人熟知，其往昔所具有的神秘感依旧遗留有强大的冗余。况且，在我们的神经组织中也仍尚存对旧时本能的生理依赖，即便将表意识中的好奇性完全抹杀，这一部分仍会在潜意识中不由自主地发挥效应，产生影响。
正因我们对痛苦与死亡威胁的记忆比对欢乐的记忆更为长久清晰，也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便将来源于未知的恩赐形式化，以宗教仪式保存至今，所以这些长久清晰的记忆便与宇宙之谜中偏向黑暗与邪恶的部分一道形成了民间超自然传说中的主角。未知与危险联系紧密，这种以恐惧看待超自然的趋势也自然而然地由此壮大。于是，任何未知的世界便也成为了邪恶与危险丛生的场所。而好奇心从这邪恶与恐惧的土壤中无可避免地萌生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杂糅了敏锐的情感与丰富想象力的聚合体，并无疑将与人类共存亡。儿童总是会畏惧黑暗，而那些对滞留在人类心智中本能的冲动所敏感的人，则会无一例外地敬畏那隐蔽无形的神秘世界——无论它们是遥远深空中孕育着古怪生命的星球，还是地球上那些只有死者和狂人才可窥见的黑暗角落。

不过，这种围绕着恐惧的文学作品必不可与另一种看似相同，但表达的思想却大相径庭的文体所混淆——这便是那些仅触及恐惧毛皮的作品，多以庸俗的血腥暴力来达到惊吓读者的目的。诚然，正如正统的、异想天开的，甚至稍带幽默的鬼怪故事一般，无论是因形式主义的缘故，或是作者故意在剧情中添加幽默元素，使“病态不自然感”这本应主宰全文的气氛完全淡化，它们在读者心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并广受追捧。但它们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宇宙恐怖”，而真正的怪奇作品也不只是关于秘密谋杀案、血肉模糊的尸骨，或者带着枷锁、蒙着白布的鬼魂之类循规蹈矩的传统作品——故事中必须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源自人类理解之外的未知的恐惧，并以此创造出使人屏气凝息的恐怖气氛。而其中也必须具备严肃且充满恶兆的暗示，并以此不断冲击人类思维中最为可怖的构想之底线——即对自然规则的违背与破坏。它们之所以能令人感到邪恶异常，全因为这些自然规律是人类面对来自混乱与深不可测之星空中的邪魔的唯一心理防线。
自然，上述均是最理想的情况。没有人能够保证一切怪奇作品悉数遵循此原则。创造性思维并非千篇一律，即便是佼佼者也会有失足之时，更何况绝大多数上乘的怪奇作品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一气呵成，或时常出现在诸多读时令人印象深刻，却与全文主题截然不同的片断之中。总的说来，气氛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对它的塑造应高于一切——因为最终把握真实性的要素并非首尾相连、能够自圆其说的剧情，而是创造令人信服的感受。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怪奇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冶情理性，推广某种正面的社会道义，或其中的恐怖最终以自然科学分析的方式被条条澄清，这篇故事则不具备真正的“宇宙恐怖”。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这些故事中，个别用以营造气氛的段落通常具备真正超现实恐怖文学所必备的一切特征。因此，我们不应完全以作者的写作目的，或仅仅以剧情的构造来评析一部怪奇作品，而是应观察它在文中——特别是在最不起眼的部分——对气氛与感情的营造。如果某一部分的气氛恰到好处，无论之后描述的剧情怎样平淡无奇，这一部分都应被当作优秀的怪奇故事来对待。于是，关于一篇文章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怪奇故事，所需的判定只有一个——它能否在涉及无法推测的空间与力量的同时，使读者感受到源于未知的强烈恐惧。若要将这气氛形容为一种具象之物，它们则类同微妙的恐怖之声——源于黑色蝙翼的拍打，或外而来之物在已知宇宙最边缘的抓挠。如果一个故事越能完整统一地传达这种气氛，这篇故事便越是一篇上乘的怪奇佳作。

众所周知，恐怖题材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紧密相连。因此，恐怖文学也同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一样古老。对宇宙洪荒的恐惧在各个族群的早期传说中便以故事元素的形式存在，并于远古的民谣、经文，以及编年史中沉淀结晶。作为各类精致复杂的仪式魔法和用其召唤恶魔与祭祀亡魂中最为重要的成分，这种恐惧在古代发展蓬勃，最终于古埃及与闪米特诸国的文化中达到巅峰。《以诺书》与《所罗门之钥》中的详细记载便体现了怪奇之力在这些东方古文明的思维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随后，依此建立的庞大体系与古老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造成的大大小小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留有阵阵余声。这种超越时空的恐怖在古典文学中已然留有痕迹，而现有证据也表明它在说唱叙事文学中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并曾一度与文学经典交相辉映，却最终因缺乏书面记录而遗失殆尽。到了中世纪，各类诡异怪诞且无处不在的黑暗传说再次赋予了它呼之欲出的巨大动力，而与此同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坊间与学院均以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民间传说和卡巴拉式神秘学与法术的研究维持并扩展着这重负于肩的黑暗遗产。于是，女巫、狼人、吸血鬼和食尸鬼不祥地在老妪与吟游诗人的口中蠢蠢欲动，只需稍加鼓动便可穿越将民谣和正统文学分离的界限。在遥远的东方，怪奇的事物通常会因美艳无比的色彩与生动欢快的叙述被转化为近乎臆想的幻境；但在西方，当充满神秘的条顿人方才走出漆黑的北地山林，当凯尔特人仍对德鲁伊林地中诡异的牺牲祭礼记忆犹新时，它便因令人信服的严肃感而带上了一层无比强烈的恐怖气氛，它的影响也因其半诉说、半暗示的形式而效果倍增。

这便是整篇故事的梗概：乏味、生硬、完全没有作为怪奇作品应有的“宇宙恐怖”。不过它也能反映出当时大众对其中幽灵般的古典气息，以及诡异与恐怖的饥渴——因为尽管其本质平庸，它仍获得了最挑剔的读者们的一致好评，将其推上了文学史上无比崇高的神坛。其实，它最主要的贡献是创造了一套专供超自然恐怖作品使用的场景、人物与事件，而这些元素则相应地依靠更熟悉怪奇题材的作者刺激了哥特文学的发展，对那些真正熟知宇宙洪荒之恐怖的编写者给予了启发——其实，真正的怪奇艺术家在爱伦·坡之后才逐渐产生。在这一整套元素里，首当其冲的便是作为恐怖与悬疑之核心、无比古老的哥特式城堡(23)：宽大且凌乱的室内布局、无人涉足的废弃屋室、阴暗潮湿的走廊、肮脏的地下墓穴，并伴有各式各类的妖魔鬼怪与骇人的传说。其次，反面角色通常是邪恶残暴的贵族，而种种恐怖则会通过性格枯燥呆板，久经磨难却仍忠贞不屈的女主人公的视角来描述，以博得读者的同情。英勇无畏的男主人公向来出身高贵，但总是会由于种种原因披着下等人的伪装；人物的名字则经常充斥异国情调，看上去相当高雅，意大利人名尤其颇受青睐。其余的便是一系列类似舞台剧中使用的道具，包括奇怪的灯光、阴森的地板活门、突然熄灭的油灯、腐朽霉烂的古籍、咯吱作响的门枢、摇曳的挂毯，等等。不出意料，这些元素在哥特文学的发展中反复出现，频率之高未免显得有些滑稽。不过，这些元素有时在被微妙娴熟的手法加以巧妙的伪装之后，又会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时至今日依然行之有效。于是，这一派和谐的环境为这个新兴文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面对如此大好的机遇，此时的文学界也并没有放慢脚步。

恐怖文学随着马修·格雷戈瑞·刘易斯（1775—1818）的成名再次攀上了新的高度——他的小说《僧侣》（The Monk，1796）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为他赢得了“僧侣刘易斯”的别名。这位年轻的作家早先留学于德国，对天马行空的条顿传说涉猎颇广。这种优势是拉德克利夫女士所不曾具有的，而他也因此使文中的恐怖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剧烈程度——他为作品中的传统哥特元素增添了一股新的残酷，因此使它成为了好似鲜活梦魇的佳作。《僧侣》的主线情节讲述了安布罗西奥——一位自恃清高的西班牙修道士，在恶魔伪装而成的美妇人玛蒂尔达的诱惑之下做出了极恶之事。当他在异端裁判庭的囚牢中等待死刑时万念俱灰，认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均已无法被拯救，进而与恶魔定下了契约以便逃脱刑罚。在一番嘲弄之后，恶魔即刻将他带往一片荒野，并告知他所做的一切终为徒劳——教廷的赦免在自己出卖灵魂的那一刻已然宣判，救赎的希望指日可待。恶魔最终背叛了契约，在重申了他的罪行之后将他的躯体抛下了悬崖，他的灵魂也随之被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这部作品中包含诸多骇人的描述，如修道院地下墓穴中的仪式、院中的大火与邪恶院长最终的覆灭。而在次要情节之中，如马奎斯·德拉斯西斯特纳斯与他历代负罪的祖先——流血修女的鬼魂相遇的部分也运用了许多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描写，着实称得上是神来之笔，特别是到访马奎斯床边的行尸，与流浪的犹太人协助他驱逐这不死的折磨者所用的食人仪式尤其值得一提。即便如此，文章整体读来依旧索然无味，令人感到遗憾——行文过于冗长繁琐，语气过于轻浮，而作者起先在前文中对教规的处理太过严肃，而后文的反应又颇显轻佻，显得着实做作，因而大大损毁了恐怖气氛的效果。不过仍有一点是特别值得称赞的：作者在文中从未以看似符合逻辑的解释破坏自己所绘的恐怖之景——刘易斯成功地打破了哥特文学中的拉德克利夫式传统，也因此拓宽了这一流派领域。在此之后刘易斯还完成了其他创作：以歌谣为文体的作品《恐怖传说》（Tales of Terror，1799），《幻奇怪谭》（Tales of Wonder，1801），与一系列德文作品翻译。他的舞台剧《古堡幽魂》于1798年上演。

可惜的是，贝克福特对东方的执着仅属独秀一枝。其他作者大多更贴近哥特文学传统与欧洲生活，满足于忠实地追随沃波尔的步伐。在这些多如牛毛的恐怖作家之中，值得一提的应属乌托邦理论经济学家威廉·戈德温，作品《凯莱布·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1794）是一部著名的纪实小说，不过其续集《圣莱昂》（St．Leon，1799）则是不折不扣的怪奇作品。剧情——围绕着虚构的秘密结社“玫瑰十字会”炼制永生药剂——的展开甚是精妙，为此营造的气氛也相当逼真。玫瑰十字会在文坛的流行与公众对魔术的兴趣大抵起源于江湖骗子卡廖斯特罗的种种把戏，结合法兰西斯·巴瑞特的《众法师》（The Magus，1801）——一篇关于神秘学原理与仪式、简短却值得一读的论述，直至1896年时仍有再版版本在市面流通——在鲍沃尔—利顿的诸多作品与其他晚期哥特小说，特别是拖延至19世纪中后期的哥特文学那几近销声匿迹的尾声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乔治·W．M．雷诺兹的作品《浮士德与恶魔》（Faust and the Demon）与《狼人瓦格纳》（Wagner，the Wehr-wolf）中便可见端倪。至于《凯莱布·威廉姆斯》，它虽然并非超自然故事，但文中的种种恐惧还是着实令人信服的。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仆人因发觉主人隐瞒谋杀之罪而遭其迫害，作品中的种种创新与高超的技法时至今日仍有新意，改编的戏剧《铁箱》（The Iron Chest）也获得了与小说旗鼓相当的成功。不过戈德温在思想上太过拘泥于现实，作品中也不乏说教之词，所以无法创作出真正的怪奇佳作。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也于此时开始了对怪奇的不懈尝试，并时常将其编入诸多小说与诗篇之中，完成了如《雷德冈脱利特》（Redgauntlet）中《挂绣帷的房间》与《流浪人威利的故事》之类的独立短文——后者幽暗邪恶的气氛更是因朴实的对话中流露的诡异增强。1830年司各特出版了《恶魔与巫术之研究》，至今仍是欧洲巫术神话研究最为杰出的著作。另一位与怪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作家则是华盛顿·欧文，虽然其鬼怪故事大多过于风趣，因此有别于正统的恐怖文学，作品中的气氛仍然倾向于恐怖。《旅行者故事集》（Tales of a Traveller，1824）中的《德国学生》便是其中之一——一篇狡诈且精湛的短文，其中对“尸体新娘”的传统故事进行了复述，令人印象深刻，而虽然故事集中的《淘金女郎》是一部喜剧作品，其中也不乏对基德船长的鬼魂依然游荡于世间的暗示。托马斯·摩尔也以诗作《阿尔西弗龙》（Alciphron）加入了恐怖艺术家的行列，并在此诗的基础上扩展，写出了散文《享乐主义者》（The Epicurean，1827）。虽然这部作品的剧情不过是在狡猾的埃及祭司们的诡计下，年轻雅典人的历险遭遇，摩尔仍在描写古老的孟菲斯神庙地下的种种恐怖奇遇时，运用了使人信服的恐惧。作家德·昆西也不止一次地陶醉于诡异的阿拉伯式恐怖之中，不过他浮夸的文风与特有的散漫令他无法跻身于怪奇大师之列。

马尔亚特船长除了写下如《狼人》之类的短篇作品，还以小说《鬼船》（Th Phantom Ship，1839）为怪奇文学做出了深远的贡献：正是这部作品开创了“飞翔的荷兰人”——一艘在好望角附近徘徊，永世无法靠岸的鬼船的传说。狄更斯也在此时偶尔创作出如《信号员》一类的作品——作为一篇受众甚广、讲述幽灵般的警告的虚构怪奇短篇，其剧情中处处透着逼真之感，这也使其更接近日后壮大的心理恐怖，而非江河日下的哥特文学。

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的伪哥特半说教式文体，经由诸多作家之手演绎流传甚广，直到19世纪末仍屹立不倒，代表作家包括约瑟夫·雪利登·拉·芬努、威尔基·柯林斯、托马斯·佩基特·普雷斯特与其著名的《吸血鬼瓦尼》（Varney，the Vampyre，1847）、最近去世的H．莱特·哈葛德爵士（其作品《她》尤其优秀），柯南·道尔爵士、H．G．威尔斯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后者的文风虽然倾向于轻快与自大，他仍写出了如《马克海姆》《盗尸人》《化身博士》之类的经典佳作。诚然，这种伪哥特文体的影响很可能依然流传至今，因为现代恐怖故事大多在事件的构造中着墨甚多，多少忽略了气氛细节营造的重要性，而且在剧情的构造上依靠逻辑思维能力而非印象式的想象，因此常常构造了一种虽然显赫，却如隔岸观火般的遥远景致，而非充满恶意的紧张感，抑或心理上的逼真情境，并在主题上决定站在有利于人类福祉的一边，时刻希望人类能够安宁昌盛地发展。不可否认，此类文章确有感染力，也因“人性元素”而比真正的艺术性恐怖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不过为何无法企及后者的高度，究其原因，也只是稀释过后的作品强度完全无法与浓缩之精华相提并论。
作为杰出的纪实作品，同时也是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的则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其中狂风大作的约克郡荒野的苍凉，与描写当地人强烈而扭曲的生活的叙述而闻名于世。这部作品虽然是关于人性与情感冲突之痛的故事，但其史诗般宏大的场景为精神层面的恐怖提供了充分发挥的余地。文中稍加修正的拜伦式反派英雄希斯克里夫，起初是一位古怪阴郁的流浪儿，被领养之前还一直说着某种奇怪的胡话，最终毁了收养他的家。文中不止一处暗示着他其实是魔鬼而非人类，其中的虚幻成分更是因山庄访客在楼上靠近大树的窗户处遭遇的哀怨的女鬼而增强。联系着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恩肖的则是一条比爱情更加深刻、更加恐怖的纽带：凯瑟琳死后，希斯克里夫两次扰动其坟墓，并被某个难以捉摸的幽灵——无疑是凯瑟琳的鬼魂——所困扰。这鬼魂三番两次地闯入他的生活，直到最后使他在冥冥之中坚信自己与凯瑟琳即将见面。他讲到他的生活将要发生不可言喻的转变，并因此开始绝食；夜里他也常外出漫步，而且从不关闭床边的窗子。他在急风暴雨的夜里死去，但那扇窗子依然敞开着，而他僵硬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被埋在了魂牵梦绕十八年的坟墓旁，当地的牧羊童仍说他与凯瑟琳时常在坟场中漫步，而每当雨夜之时，他们也会在旷野中游荡。他们的面庞也会在这样的夜里浮现于呼啸山庄上层的窗扉之后。其实，勃朗特女士笔下的怪诞恐怖之景并不只是哥特文学的余波，更是人类面对未知战栗不止的完美体现。如此看来，《呼啸山庄》也见证了文学的变迁，昭示着一个更新、更健全的文体的到来与发展。

全欧洲最具有艺术性的怪奇作品当属穆特·福开的德文经典小说《涡堤孩》（Undine，1811），剧情以一个水之精灵为获得人类般的灵魂，与一名人类男子结婚展开。其精致优雅的行文不仅使小说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而且它还拥有一种本属于民间传说的自然感。其实，这部作品是根据文艺复兴时代医师与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在其论述《论元素之灵》（Treatise on Elemental Sprites）中提到的故事改编而成的。
涡堤孩是一位强大的泉水亲王的女儿，在出生不久后便被父亲与一位人类渔夫的女儿调换，以便其未来能与人类通婚，进而获得如人类一般的灵魂。成人后，她在渔夫那座位于鬼怪出没的森林旁的海边小屋内，与年轻善良的胡尔德布兰德邂逅，两人不久后成婚。涡堤孩婚后随丈夫回到了位于灵斯特滕的祖宅古堡内，但胡尔德布兰德不久便开始因妻子与超自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当她的舅舅赫列博恩，一位心怀恶意的林中瀑布之灵前来拜访时——对她心生厌倦；这种厌倦又因他与贝塔尔达的恋情而加深，贝塔尔达正是那位渔夫的亲生女儿。之后在前往多瑙河的途中，胡尔德布兰德被妻子的无意之举触怒。尽管知道她深爱着自己，胡尔德布兰德仍迫使她回归超自然的怀抱；不过依据其族人的法则，无论涡堤孩情愿与否，当胡尔德布兰德对自己做出不忠之举时，她将必须再次回归人世，亲手结束他的生命。于是，在胡尔德布兰德与贝塔尔达的婚礼上，涡堤孩为履行自己悲伤的职责回到了他的身旁，流着泪了解了这一切。当胡尔德布兰德被葬在村中教堂边的家族墓地时，一位头戴纬纱，身着素衣的雪白女子出现在悼念的人群中，但在悼词念诵完毕之后便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股清泉环绕着他的坟墓，最终流进了附近的湖里。时至今日村民们仍可见此景，并相继诉说着涡堤孩与她的挚爱胡尔德布兰德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文中诸多段落与气氛的营造，特别是文章前段里闹鬼的森林、雪白的巨人和众多无名的恐怖，更是奠定了福开在恐怖文坛中杰出艺术家的地位。

坡之前的怪奇作者们大多缺乏对恐怖心理学基础的理解，因此往往闭门造车，多少遵从某些空洞的文学传统，如大团圆式的结局、惩恶扬善的主题，或其他毫无实质的道德说教主义，从而迎合大众的口味与价值观。他们也常常积极地将自己的个人感官与见解强行插入故事之中，以此做作地附和主流理念，即使此举与故事主题完全相悖。坡则真正意识到了作为艺术家所必需的置身度外，并通晓创造性文学的职责，即对事件与情感本身客观地理解与表达，无论它们有怎样的倾向，或公众对其的认识如何——正或邪、美或丑、乐观或悲观——而作者也应是这些事件客观的描述者，不应带有任何个人情感，而非教师、拥护者，或某个论调的推销员。他也明确地认识到作为艺术家，生命中的每个阶段与各式各样的思维均是素材的来源，而又因自己对诡异与阴郁所关联的情感敏感异常，于是决定成为这些强烈的情感与频繁发生之事——这些偏重痛苦而非享乐、衰亡而非新生、恐惧而非平静之事件的演绎者。其实，这些情感与事件在本质上与人类情感的传统表达与品味、身体的健康与心智的健全，甚至人类整体的福祉关系紧密，而且时常并不相悖。
如此，坡笔下的鬼怪拥有着令人信服的邪恶感，这是前人作品中不曾具有的，恐怖文学中对现实主义的应用也因此吸纳了一套新的标准。这种艺术式的置身度外之感与创作意图更是被之前所不曾具有的科学式态度增强，也令坡借以研习了人类思维的基础，而非哥特文学元素的其他种用法，并在文中使用了解析自真实恐惧之源泉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将他描述之景的渲染力增强了许多倍，也将他的创作从恐怖作品与生俱来的荒唐中解放。于是，在留下这种范例之后，随后而来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地相继遵从他的足迹来完成自己的作品，进而带动了主流文学中恐怖创作的变革。同样，坡也提升了文学创作的高度，虽然今日看来他的部分作品的确有些简单粗糙且故作煽情，不过我们仍可在现今惯用的写作手法——如在文中保持一致的气氛和一致的印象，和将影响主剧情的事件与在故事的高潮处的重要事件紧密联系起来——中窥见坡的蛛丝马迹。的确，我们完全可以声称坡一手发明了今天的短篇小说，而他对疫病、畸变与衰败的描写更是将其从故事元素提升至合理的艺术表现形式。此举也为后世文坛造成了持续长久的影响，在他赫赫闻名的法国追随者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的认知、培植与推广之下，形成了一股旷日持久的法国艺术运动的核心，使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颓废派文学与象征主义之父。

作为诗人与评论家，即使坡天赋出众并且文笔超群，同时富有哲学家与逻辑学者的品位与举止，他依然无法对装腔作势的缺陷免疫：他本人经常装作对高深莫测的学问颇有研究，同时又在文中喜欢使用生硬做作的伪幽默，他的文学评论中也不乏尖刻的偏颇之词。不过在承认这些缺陷的同时，我们也需对此加以谅解——凌驾于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之上，是一位巨匠笔下无处不在的、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恐怖异景，与那近在咫尺的深渊和其中无数淌着涎水、扭曲蜿蜒的蛆虫。粉饰太平的人生便是这涵盖一切恐怖的冷嘲热讽，而人类情感思维那故作深沉的伪装之下，则是这宇宙洪荒之恐怖、黑暗、诡异的沉淀结晶，直到美国1830年代与1840年代那纯洁的花园里，勃然迸发出丛丛月光滋养的瑰丽毒蕈，就连土星那绚丽的光环也无法与之媲美。坡笔下的诗词与故事作为构架，同样肩负着这种“宇宙恐怖”的核心：乌鸦穿心而过的尖喙，食尸鬼在瘟疫高塔中敲响着钢铁铸造的大钟，十月漆黑的深夜中尤娜路姆的幽深墓穴，海中之城那令人惊叹的尖塔与拱顶，那“狂野怪奇之气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令人惊叹”——这一切伴着其他诗歌中翻滚的梦魇一齐朝向我们狞笑。而他的散文更是如深渊那张大的巨口——难以置信的邪物以狡黠的语气暗示着恐怖，而我们却对其看似无害的表象深信不疑，直到讲述者慌张嘶哑的空洞之声终于使我们在结尾之处因那不可名状的含义而惊惧；邪恶的存在丑陋地沉睡着，直到在恐惧的一刹那间被突然惊醒，继而发出一声启示的尖呼，随即疯狂地失声大笑，迸发出一阵阵令人难忘的灾难性回响。种种恐怖好似秘密集会的女巫，一齐掀开那庄重华丽的长袍，其下令人嫌恶的景观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一般——又因作者那科学般严谨的组织技巧，与对现实中的非人之行天衣无缝的折射而增效百倍，历久弥新。

坡的某些作品同样具有近乎绝对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使它们成为了短篇小说的绝佳范例。只要他愿意，坡可以随时以极具诗意的手法来编织他的散文——使用仿古的东方式文笔与宝石般瑰丽的辞藻，《圣经》诗句一般的复句，与奥斯卡·王尔德或邓萨尼勋爵这些后起之秀所熟稔的复式俳句。于是，这些作品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诗意幻想——以梦之呓语所谱写的梦之盛会，充斥着非自然的绚丽色泽与荒诞的景观，随之而来的交响曲好似鸦片一般令人入魔。虽然《红死病的面具》《静——寓言一则》与《影——寓言》并不符合传统诗词的韵律，但因其中的内容均可称之为诗篇，而文中所描绘绚丽斑斓的景观更是与词句的抑扬顿挫相辅相成。但其艺术真正的巅峰是两篇并非如此诗意盎然的作品——《丽姬亚》与《厄舍府的倒塌》。尤其是后者可算是坡精悍文笔的凭证，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短篇小说作家之首。虽然剧情简单直白，但这两篇文章成功的奥秘取决于在对一切相关事件的选择与搭配中精巧地展开剧情。《丽姬亚》讲述了叙述人的第一任妻子——生性高傲，身世被谜团所笼罩，而死后以超自然手段频频附身于第二任妻子之上，甚至当第二任妻子死后又借其尸体还魂，使她的容貌显现在死尸的脸上。这篇文章尽管行文不精且有些虎头蛇尾，但高潮部分仍旧充满了可怖的感染力。《厄舍府的倒塌》则以细节取胜，节奏也无比恰当，其中可怖含蓄地暗示着即使毫无生气的静物也拥有某种生命，并展示了一个古老且孤立的家族在其没落之时，被一个畸形的“三位一体”联系着——一位兄长、他的双胞胎妹妹和那栋古老的祖宅均联系着同一个灵魂，最终在同时刻腐朽崩塌。
若是在拙劣的写手笔下，这些怪异的构思将显得笨拙无比；但坡魔术般的手法则将它们转变为鲜活可信的黑夜之恐怖。这要归功于其作者完全了解恐惧与怪异的生理与机制——哪些不可或缺的细节需要强调；哪些怪奇元素与构思应被选为恐怖的开端与铺垫；哪些重要的事件与暗示应尽早放出作为骇人结局的象征与预兆；哪些推动剧情的事件需要精密地调整，并如何紧密连接文章的各个部分，使全文以完美无缺的连贯性长驱直入，直向令人惊叹的高潮驶去；还有场景的描写之中应该突出哪些微小的差异，以在气氛与伪装的营造与保持中发挥作用——正是这些原理，与诸多其他难以捉摸，甚至一般的评论者也无法完全领悟的晦涩原则支撑起了一篇篇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其中的环节有时也缺乏推敲或充满了戏剧式的做作——据称某个苛刻的法国人完全无法忍受坡原文的文风，只能阅读波德莱尔那温文尔雅的法语翻译——但一切瑕疵在其先天具备的强大怪奇之力下不值一提。文中的诡异、病态与恐怖毫无拘束地从这位艺术家的每一个创作细胞中流淌而出，为他至高无上的恐怖杰作赋予了无法抹掉的印记。坡的每篇怪奇作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如此高深的造诣更使他人望尘莫及。

正如大多数幻想作家一般，坡在事件与大场景的勾勒上比人物刻画更为熟练。他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多愁善感、孤僻自省的英俊才子，自尊却阴郁，性情反复无常且有疯狂倾向，大多家财万贯或来自古老的家族，饱学古怪知识，并有着探究宇宙禁忌奥秘的黑暗野心。除了听似高雅的姓名，这种人物显然与早期哥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大相径庭：因为他既不是毫无个性的脸谱式英雄，也不是拉德克利夫式或刘易斯式哥特浪漫中拙劣的反派。不过他也间接与此类人物有着家族式的联系——阴郁、反社会、充满野心的特质与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如出一辙，而拜伦式英雄则又是诸如曼弗雷德、蒙托尼与安布罗西奥之类传统哥特反派的后裔。其他种种特征则源于坡自身的性格——敏感、忧郁、孤高、心怀抱负且富于异想——因此在他笔下，孤傲自持却又无法左右命运的受难者非常常见。

十分逼真，但也不乏1890年代特有的夸张的便是罗伯特·W．钱伯斯的早期恐怖作品，不过作者如今却因在另一毫不相干的题材中的杰出演绎而闻名于世。《黄衣之王》（The King in Yellow），一系列间接相连的短篇故事有着同一个背景——一本细读后会招来惶恐、疯狂与恐怖惨剧的诡异禁书。虽然其中收录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况且由于刻意营造因杜穆里埃的《软毡帽》（Trilby）而流行的法式学院派气息而显得着实繁琐，这些作品仍然达到了宇宙恐惧的高度。最为印象深刻的当属《黄色印记》，其中出现了一位缄默可怖、面庞如同臃肿的蛆虫一般的守墓人，一个与这怪物有过争执的男孩在回忆某些细节时依然面带嫌恶、惶恐不安：“当我推他的时候，他抓住了我的手腕。先生，当我扭过他那黏糊糊、软绵绵的拳头时，他的一根手指断在了我手里。”　一位画家在看见他之后，当晚便做了个有关一辆午夜驶过的灵车的怪梦，之后更是被守墓人的声音所惊扰：那声音模糊不清，好似从炼油缸中飘出的浓厚而又油腻的烟雾，又或是腐烂的恶臭一般充斥着他的脑海——而这模糊不清的低语仅仅是“你找到黄色印记了吗？”
一个刻有奇怪象形文字黑玛瑙护身符，被这位画家的友人在街上发现，并赠给了画家。在无意间发现并阅读了这部邪恶的禁书之后，两人终于得知——除了其他各种心智健全之人不应得知的秘密以外——这个护身符的确就是那不可名状的黄色印记，经由哈斯塔的渎神邪教世代相传——从贯穿于整部合集中的上古之城卡尔克萨，与在全人类的潜意识中潜伏着的梦魇般的不祥记忆之中而来。很快他们便听到了那架黑色灵车的响动，而面庞如死尸般苍白臃肿的守墓人随即冲入夜幕下的房屋寻找黄色印记，一切门闩锁链在他的触碰之下均迅速生锈朽烂。当人们终于在一声非人的尖叫之后涌进屋内时，他们看到地上躺着三具躯体——两人已死，一人奄奄一息。其中一具死尸早已高度腐烂——他便是那位守墓人，而医生惊呼道：“这个人肯定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与源自记忆中的恐怖之地相关的名称与典故，均来源于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作品。钱伯斯先生其他具有怪奇恐怖元素的早期作品包括《月亮的制造者》（The Maker of Moons）与《未知的探求》（In Search of the Unknow），不过他未能继续在这一领域发展却着实使人惋惜——凭他的天赋，成为举世闻名的恐怖大师并非难事。

利兰·霍尔的《邪恶之屋》（Sinister House）中的某些局部氛围的刻画的确十分精妙，但其整体气氛仍被平庸的浪漫主义所破坏。
小说与短篇故事作家爱德华·卢卡斯·怀特诸多作品中的怪奇构思也着实值得借鉴，其中的许多主题更是直接来自于作者的梦境。《赛壬之歌》的怪奇氛围极具穿透力，而其他诸如《卢昆朵》与《象鼻》等作品更能在读者心中激起极为黑暗的不安。怀特先生的作品均透露着某种古怪的特质——　一种飘忽不定、模糊暧昧的魅力，他的作品也因此有着独特的感染力。
在年轻的美国作家之中，加利福尼亚诗人、艺术家与小说作者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对“宇宙恐怖”的谱写堪称无人能及。其诡异的小说、素描、油画与短篇故事不失为令敏感的少数派们耳目一新的佳作。史密斯先生在其作品中营造了一个年湮世远却又使人无比恐惧的宇宙——土星的卫星上泛着荧光的剧毒丛林、亚特兰蒂斯中邪恶丑陋的神庙、雷姆利亚大陆、宇宙遗忘角落中的上古世界，与那生满污秽毒蕈、地处世界边缘诡异之乡的阴冷沼地。而长篇无韵五步诗《大麻吸食者》（The Hashish-Eater）则是其最为宏大的诗篇——星辰间难以置信的混乱奇观与五光十色的梦魇之景在其笔下缓缓展开，而在空灵怪异的描述与灵感的充裕上来看，史密斯先生也着实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又有谁曾活着目睹过星际次元之间如此瑰丽、活跃的扭曲之景呢？他能在强而有力的短篇故事中描绘上古时期地球上的诡异之地，又能构造出异世界、异银河，甚至其他维度的种种景象。他也讲述了古老原始的极北之地与其中的黑暗无形之神撒托古亚，失落大陆佐希克（Zothique），和吸血鬼横行的中世纪法国传说之地阿弗罗格尼（Averoigne）的种种传奇。史密斯先生的诸多杰作均收录于小册子《重影与其他奇幻故事》（The Double Shadow and Other Fantasies，1933）中。

奥斯卡·王尔德因其诸多精致优美的童话和生动鲜活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在怪奇作家之中也应拥有一席之地。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一幅不可思议的肖像在几十年间替主人承受了衰老与病痛，而画中人则于此间投入了一场又一场的罪恶与纵欲狂欢之中，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青春与美貌会因此衰减。文章的高潮部分突然而有力：道林·格雷——此时已犯下谋杀重罪——希望摧毁这幅画像以洗脱自己的罪名。当他持刀刺向这幅画时，一声可怖的惨叫伴随着一声垮塌的巨响同时响起。但当佣人们赶来时，他们发现画像完好无损，而“躺在地上的是一具身着晚礼服的死尸，心口插着一把尖刀。他又老又丑，遍布皱纹，面目可憎无比。直到他们仔细察看了他手上的戒指才终于意识到他究竟是谁。”
马修·菲普斯·希尔，高产的怪奇、恐怖与冒险小说作家，也时常能够参透恐惧之奥妙。《夏露卡》便是一篇着实恐怖的短篇，不过《声之屋》则毋庸置疑是希尔先生最杰出的作品。《声之屋》起先完成于奇文层出的1890年代，20世纪早期又被重新修正，精简了其中过为华丽的词藻。这部作品在其同类作品之中当属鳌头。它讲述了隐藏在挪威外海的一个亚寒带小岛上潜伏了数个世纪的上古邪恶，而在呼啸的恶魔之风与地狱般的巨浪永无止境的拍打之中，一个不死亡灵因心怀仇恨建造了一座恐怖的黄铜高塔。虽然实质上截然不同，这篇作品与坡的《厄舍府的倒塌》却看似十分相近。在小说《紫色云雾》（The Purple Cloud）中，希尔先生则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始自极地的灭世诅咒，使全世界一度仅有一人幸免。而当这位最后的幸存者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以无上之主的身份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死尸遍布、同时也是宝藏遍地的城镇之中时，对其心境技艺高超描写充满了艺术性，并与雄伟仅有一步之遥。可惜的是，传统浪漫主义元素完全破坏了这部小说后半段的气氛，因此着实令人失望。

关于马钦先生的恐怖作品，最有名的很可能便是《伟大的潘神》（1894），讲述了一个非人的试验与其可怖的后果：一位少女在接受某种脑细胞试验手术之后，目睹了那位宏伟的自然之神，并因此疯癫，在翌年死去。数年后一位名叫海伦·沃恩的孤儿被威尔士乡间的一户人家收养。她相貌奇特，生性乖僻，时常匪夷所思地在周遭林地之间游荡。一位邻近的男孩因在林中目睹了与其相伴的某人或某物而疯癫失常，而另一位女孩也遭遇了类似的下场。正如林中古老的雕塑残迹所暗示的，这一切谜团均与当地在罗马统治时期所崇拜的乡间神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过了几年，一位相貌独特的美貌女子浮现于社会之中，而与她接触的男性大多以自杀的下场告终，与其结为连理之人统统无法逃脱死亡的厄运，而她的存在也一度使一位画家做出了描绘女巫祭祀的禁忌画作；她也是各类放荡淫秽之所的常客，即使连最为放纵的堕落之人闻其所作所为之后也会大惊失色。通过对那些遭遇过她的人的口述，这位女子的身份最终水落石出——　她便是海伦·沃恩，那位接受脑细胞手术的女子与可怖的潘神非人的后裔。海伦最终被当初实施手术的医生所杀，在弥留之际经历了一系列包括性别在内的转换之后，顺着生物演变的锁链迅速退化，最终化为乌有。
不过故事的魅力在于叙述，马钦先生使用了充满悬疑的段落，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种种恐怖暗示缓缓展开，过程精妙有加。当然，文中各处也出现过做作的戏剧式情节，情节中的巧合也略显牵强，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是在其邪恶气息的魅力之下，这些瑕疵的影响大可忽略不计，而敏锐的读者们在阅毕此文后恐怕也只会在心悸之余对其称赞有加，正如文中一位人物所说的那样：“太难以置信，太异乎寻常了，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这平静的世界上……天哪，如果这种事情真有可能发生的话，那我们的地球将成为梦魇横行之境。”

邓萨尼的诸多短剧里也不乏神秘之恐怖。在《山中众神》（The Gods of the Mountain）中，七名乞丐分别冒名伪装成为远处山岭之中的七座绿色神像，借此在信徒集居的城市中坐享荣华。一日他们听闻这些石像突然集体失踪，而不久后他们又得知在傍晚时分发生的诡异之事——“石头不可能在夜里独自出行”——最终在神堂内等待一批舞者的到来时，他们发现门外的脚步声似乎有些过为沉重。待等接踵而至的杂乱平息之时，这些自大的渎神者们被统统变成了他们假扮的翡翠雕像。不过，情节本身并不是这部短剧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点，而是其中接连发生的事件与层层推进的发展，着实不愧于出自大师之手。也是因此，这部作品不仅是现代戏剧的典范，更是为整个文学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旅馆中的一夜》（A Night at an Inn）则讲述了四人在盗取印度教之神克雷什的翡翠之眼后藏身于一座旅馆中，之后将三位前来夺回克雷什之眼的僧侣们依次杀害，直到夜里巨大的克雷什摸索着亲自前来索取其眼，并将这四位盗贼逐个引入黑暗接受无名的刑罚。《神的笑声》（The Laughter of the God）则发生在丛林边缘一座即将覆灭的城市里，其中的人在死前都会听到一阵诡异的琴曲（正如霍桑《七个尖角的古宅》中爱丽丝诡异的键琴曲一般），而《女王的敌人》（The Queen's Enemies）则是对希罗多德所作复仇故事的重新演绎——一位公主邀请众仇敌参加在地下举办的宴会，之后引入尼罗河之水将其一并淹死。
不过如何详尽地描述在此均是管中窥豹，邓萨尼勋爵无处不在的魅力在于其笔下流光溢彩的城池与无可启齿的仪式之中，而此景之中的真实之感，或是使人屏气凝吸的悬疑之气息无疑只有与其一般的大师之笔方可驾驭的。对于真正富有想象力的读者而言，他是开启华美却凌乱的梦之记忆的关键与必不可少的指示符，因此他也不单单是一位抒发自我的诗人——他的诗篇也会唤起每一位读者内心深处的诗歌。

狡诈灵活的幽默与详细逼真的人物刻画时常穿插点缀于詹姆斯博士的描述之中——这些在不甚熟练的写手笔下只会削弱全文气氛，但在其熟练的运用中却进一步强化了文章整体的感染力。他的一系列新型鬼故事完全脱离了哥特恐怖的传统：传统的鬼魂苍白而高雅，时常使人们一睹其尊荣后消失无踪；而詹姆斯笔下的鬼怪则又瘦又小，浑身长毛——迟钝的、面目可憎的夜之怪物，介于人与野兽之间——并在被人目击之前先会被他通过触觉所感知。有时这些鬼魅甚至更为奇特：一卷长着蜘蛛般小眼睛的绒布，或一个以床单为形，面部如同皱褶的麻布一般的无形之物。显然，詹姆斯博士对人类精神与情感有着睿智与系统的理解，并熟知如何操纵陈述、意象与不易察觉的暗示，以达到激起读者恐惧的最佳效果。如此看来，他更像是一位构造与布置事件的艺术家，而非营造气氛的高手，并时常以缜密的智慧而非质朴的感情激起读者们的情绪反应。这种方式最大的缺陷便是缺乏突然且尖锐的高潮，不过即使如此，它仍有其他独到的优点与缺点；而即便读者们更能接受马钦一类的作家，通过文字与场景缓缓积累而成的紧张气氛，詹姆斯博士的作品中只有极少数才可能算作平淡无奇。事实上，对诡异事件简洁的展开，加之娴熟的排列组合，通常足以有效地积累恐怖感，进而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附：洛夫克拉夫特最欣赏的怪奇作品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柳林》（The Willows）

亚瑟·马钦：《白粉记》（The Novel of the White Powder）

　　　　　《黑印记》（The Novel of the Black Seal）

　　　　　《白人》（The White People）

埃德加·爱伦·坡：《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M．P．希尔：《声之屋》（The House of Sounds）

罗伯特·W．钱伯斯：《黄色印记》（The Yellow Sign）

M．R．詹姆斯：《麦格努斯伯爵》（Count Magnus）

安布罗斯·比尔斯：《哈尔平·弗雷瑟之死》（The Death of Halpin Frayser）

A．梅里特：《月池》（The Moon P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