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者导言:艺术拯救人生 shimo.im/docs/ZzkLMVM8VlizlOAQ

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
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 尼采

「目录」
▷自我批判的尝试
▷悲剧的诞生
▷酒神世界观

▷酒神世界观

希腊人借他们的众神宣说着,同时也隐匿着他们的世界观秘教,他们设置了两位神灵作为他们的艺术的二元源泉,即日神和酒神。在艺术领域中,这两个名字代表着风格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总是导致短兵相接的斗争,唯有一次,在希腊人“意志”的全盛时期,才仿佛被克服而产生了阿提卡悲剧艺术作品。在两种状态之中,在梦中和醉中,人获得了生存的极乐之感。在梦境中,人人都是完全的艺术家,其美丽的外观乃是一切造型艺术之父,并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也是大半诗歌之父。我们享受着对形象的直接理解,一切形式都对我们说话;不复有冷漠多余之物。当此梦境最生动时,我们甚至会有被其光辉(Schein)照透的感觉;直到这感觉停止,病理作用才开始,于是梦不再使人振奋,梦境的天然康复力量也随之停止了。然而,在彼界限内,不仅有我们十分明智地在自身中寻找的惬意和善的图像,而且严肃、悲伤、忧郁、暧昧的东西也以同样的乐趣被观照,只不过此时外观的面幕也必定在飘摇之中,从而现实的基本形式不能被完全遮盖住了。因此,如果说梦是单个的人与现实嬉戏,那么,造型艺术就是(广义的)雕塑家与梦嬉戏。雕像作为大理石块是很现实的东西,而雕像的现实作为梦中形象却是神的生动人格。只要雕像还是在艺术家眼前浮现的想象的图像,艺术家就仍然是在与现实嬉戏;唯有当他把这个图像转移到了大理石里面,他才是在与梦嬉戏。

关注

与美丽外观的旧观点相比,崇高和滑稽的新艺术世界、“逼真”的新艺术世界立足于不同的神话观和世界观。对生存的可怕性和荒谬性的认识,对备受干扰的秩序和非理的合计划性的认识,总之,对自然整体中巨大苦难的认识,揭露了被人为掩饰的Μοιρα(命运)和厄里倪厄斯、美杜莎和戈尔工等形象的真相,奥林匹斯众神处于空前危险之中。在悲喜剧艺术作品中,他们获救了,因为他们也被浸在了崇高和滑稽的海洋里,他们不再仅仅是“美”,他们仿佛吸取了那更古老的神规及其崇高于己身。现在,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只有少数摇摆于其间,时而做崇高之神,时而做滑稽之神。酒神尤其接纳了这样的二重人格。
这在两位典型人物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使我们像是亲身经历了希腊悲剧时代一样,那便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对作为思想家的前者来说,崇高多半表现为伟大的正义。在他那里,人与神作为主体被一视同仁,神圣、正义、高尚、幸福紧密联结,俨然一体。个别生灵、人或泰坦皆要用这杆秤衡量。众神要按照这一正义标准重新建构。因此,譬如说,对于蛊惑人心、诱人犯罪的魔鬼的民间信仰——那被奥林匹斯神界废弃了的原始神界的一个残余——遭到了修改,这个魔鬼变成了从事公正审判的宙斯手中的一个工具。另一个同样原始的——对于奥林匹斯神界也是同样陌生的——观念,即宗族惩罚的观念,也被解除了其严厉的性质,因为在埃斯库罗斯这里,个人并不存在犯罪的必然性,每个人都有可能避免。
如果说埃斯库罗斯在奥林匹斯法治的崇高性中发现了崇高,那么,索福克勒斯却以可惊的方式在奥林匹斯法治的不可捉摸性中发现了它。他在一切问题上重建了民间立场。在他看来,一种悲惨命运因为冤枉所以是崇高的,真正不可解的人生之谜是他的悲剧缪斯。苦难在他那里得到了神化;它被理解为某种超拔人入圣的东西。人与神之间的距离遥不可测;因此,合宜的态度是彻底顺从,听天由命。真正的美德是σωϕροσυνη(节制),原本就是一种消极的美德。英雄人性是缺乏此种美德的最高贵人性;他们的命运证实了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不存在罪恶,只存在对于人的价值和界限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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