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世界观
希腊人借他们的众神宣说着,同时也隐匿着他们的世界观秘教,他们设置了两位神灵作为他们的艺术的二元源泉,即日神和酒神。在艺术领域中,这两个名字代表着风格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总是导致短兵相接的斗争,唯有一次,在希腊人“意志”的全盛时期,才仿佛被克服而产生了阿提卡悲剧艺术作品。在两种状态之中,在梦中和醉中,人获得了生存的极乐之感。在梦境中,人人都是完全的艺术家,其美丽的外观乃是一切造型艺术之父,并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也是大半诗歌之父。我们享受着对形象的直接理解,一切形式都对我们说话;不复有冷漠多余之物。当此梦境最生动时,我们甚至会有被其光辉(Schein)照透的感觉;直到这感觉停止,病理作用才开始,于是梦不再使人振奋,梦境的天然康复力量也随之停止了。然而,在彼界限内,不仅有我们十分明智地在自身中寻找的惬意和善的图像,而且严肃、悲伤、忧郁、暧昧的东西也以同样的乐趣被观照,只不过此时外观的面幕也必定在飘摇之中,从而现实的基本形式不能被完全遮盖住了。因此,如果说梦是单个的人与现实嬉戏,那么,造型艺术就是(广义的)雕塑家与梦嬉戏。雕像作为大理石块是很现实的东西,而雕像的现实作为梦中形象却是神的生动人格。只要雕像还是在艺术家眼前浮现的想象的图像,艺术家就仍然是在与现实嬉戏;唯有当他把这个图像转移到了大理石里面,他才是在与梦嬉戏。
如果说醉是自然与人嬉戏,那么,酒神艺术家在创作时便是与醉嬉戏。倘若一个人不曾有过亲身体验,就只好用譬喻的方式来让他理解这种状态了。当他做梦而同时又知道自己是在做梦,那状态庶几近之。因此,酒神仆人必定是一边醉着,一边埋伏在旁看这醉着的自己。并非在审视与陶醉的变换中,而是在这两者的并存中,方显出酒神艺术家的本色。
这种并存关系标志着希腊精神的高度。日神原是希腊唯一的艺术之神,它的力量现在竟能如此有效地制服从亚洲汹涌而至的酒神,使美好的兄弟联盟得以产生。在这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握希腊本性中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想主义:一种原始崇拜,在亚洲人那里意味着最粗野地放纵低级本能,在某个时刻冲破一切社会约束,过淫荡的兽性生活,在他们这里却变成了一个救世节,一个神化日。他们把狂欢升华,以此展现了其天性中极其精致的本能。
在酒神的醉境中,在酒精亢奋或春情澎湃时整个心灵音阶此起彼伏的轰鸣中,自然在其最高力量之中显示了自身。它把个别生灵重新联接起来,让他们感觉为一体;以至于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显得像是意志的持续衰弱状态了。意志越是腐败,整体就越是分裂成个别,个体越是自私任性地发展,它所服务的机体就越是衰弱。在这些状态中,仿佛迸发出了意志的一口伤感之气,针对徒劳之举的一声“造物的叹息”。从极乐中响起了惊恐的喊叫,对于不可弥补的失败的充满渴望的哀鸣。茂盛的自然同时庆祝它的农神节和它的死神节。在它的祭司们身上,各种激情最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痛苦唤醒了快乐,欢呼夺走了胸中的悲喊。δ λυσιοζ(解脱)之神使万物从己解脱,使万物变形。自然在激动的人群身上获得了声音和动作,对荷马时代的希腊世界来说,他们的歌声和表情是全新的东西,闻所未闻。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东方的东西,他们必须靠着自己伟大的节奏力量和造型力量将其征服,而且,就像对于同时期的埃及寺庙风格那样,终于将其征服了。这是给过于强大的本能套上了美的枷锁的日神民族,它驯服了大自然最危险的元素和最凶猛的野兽。倘若我们把希腊人这里酒神节庆的升华与其他民族那里由同一源泉发生的东西做一比较,就会对他们的理想化力量惊叹不已了。类似的节日十分古老,到处有其存在的证据,最著名的是巴比伦的萨凯亚节(Sakaeen)。在那里,在持续五天的节庆中,任何国家的和社会的束缚皆被扯碎;其核心是性的原始状态,全部家庭意识一朝毁于无节制的淫欲。希腊酒神节则呈现了与此相反的景象,欧里庇得斯曾在《酒神侍者》中加以描绘。从中涌现的是同样的魅力,同样有神化作用的音乐陶醉,斯科帕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将它们浓缩成了雕像。一个报信人叙述道,在正午的炎热中,他随众人登上峰巅,恰逢其时其地,得以目睹难见之景;此刻,潘神正在酣眠,天空一如泛着灵光的静止背景,白昼繁荣似锦。在阿尔卑斯山的一片牧场上,这个报信人看见三支女子歌队,她们散布在原野上,神态端庄。许多女子背靠冷杉树干,万物睡意朦胧。突然,彭透斯的母亲发出欢呼,睡意消除,万物苏醒,一幅古风图;少女和女子们卷发垂肩,重整狍皮衣饰,而在睡梦中皆已宽衣解带。她们以蛇系身,蛇信任地舔着她们的面颊,一些女子怀抱幼狮和狍,为它们哺乳。人人皆头戴常春藤花冠,装饰着旋花,山水间响起酒神节杖的敲击声,以棒击地,美酒喷涌。无花果滴下蜜汁,无论谁以纤指触地,立刻有雪白的奶液流出。——这是一个完全入魔的世界,大自然庆祝它与人类的和解。神话告诉我们,阿波罗重新缀合了被肢解的狄俄尼索斯。这就是经由阿波罗重新创造、从其亚洲的肢解中拯救了出来的酒神的形象。
正如我们已在荷马史诗中所看到的,希腊众神堪称完美,绝不可看作窘迫和需要的产物。这样的生灵与焦虑不安的心情无缘,不会逃避生活,一种天才想象力将其图像映现在了苍穹之上。由他们之口言说的是一种生命宗教,而非义务、苦行或空灵。所有这些形象都散发着人生凯旋的气息,一种充实的生命感觉引导着他们的文化。他们一无所求,一切现存之物都在他们身上得以神化。倘若用其他宗教严肃、圣洁、正经的尺度衡量,希腊宗教便有被低估为想象力的小把戏的危险——除非我们能够认识最深刻智慧的常遭误解的面容,那个享乐主义的神界正是借之突现为世上无双的艺术家民族的创造,几乎是最高的创造。这个民族的哲学借被囚的林神之口向芸芸众生揭示了出来:“最好是未尝生,其次好是立刻死。”这同一种哲学构成了那个神界的背景。希腊人熟知生存的恐怖和可怕,却想将之掩盖,以便能够活下去,用歌德的比方来说,便是把十字架掩藏在玫瑰花下面。那个光彩照人的奥林匹斯神界之所以获得了统治,正是要用宙斯、阿波罗、赫耳墨斯等光辉形象掩盖黑暗的μοιρα(莫依拉)森林,后者决定了阿喀琉斯的早死和俄狄浦斯的可憎婚姻。谁想从这个中介世界获取艺术的外观,他就必须追随酒神陪伴林神的智慧。这里也有一种必要性,迫使这个民族的艺术天才创造了这些神灵。所以,神正论(Theodicee)从来不是一个希腊问题,我们不该苛求众神对世界存在及其状态承担责任。哪怕神灵也要服从αναγχη(必然性):这是最罕见的智慧所做的告白。希腊“意志”在一面有神化效果的镜子中观看自身的存在,一如其现在所是的样子,并用这面镜子防备美杜莎——这是它的天才策略,以求根本上能够活下去。因为这样一个极其敏感、如此特别容易痛苦的民族,倘若其生存不是在其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环照,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忍受这生存!召唤艺术进入生命的这同一冲动,作为诱使人继续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同样促成了奥林匹斯世界的诞生,一个美、宁静、欢乐的世界。
观照、美、外观限定了日神艺术的范围,这是眼睛的美化境界,眼睛闭合之时的梦中艺术创造。史诗也想要把我们置于这样的梦境之中,使我们睁着眼睛却一无所见,只沉湎于内心的画面,这画面是行吟诗人试图藉概念在我们心中诱发的。造型艺术的效果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折。如果说雕塑家通过被削凿的大理石引导我们走向他所梦见的栩栩如生的神灵,以至于原本飘浮如τελοζ(终极状态)的形象对雕塑家和欣赏者都变得历历在目,雕塑家通过中介形象促使欣赏者随后观看,那么,史诗诗人看见了同样栩栩如生的形象,并且也想诱导别人看见它们。但是,他不再在自己和人们之间放上雕塑,他宁可用活动、声音、语词、情节来叙述,这些形象如何证明了自己的生命,他迫使我们由许多结果追溯原因,他令我们不得不形成一种艺术构图。倘若我们历历在目地看见了形象、图像或其组合,倘若他向我们传达了他自己最初在其中创造出了那个观念的那一梦境,他便实现了他的目的。史诗对于形象创造的要求证明,抒情诗与史诗是何等截然不同,因为抒情诗从来不把图像形式当作目的。两者的共同之处仅在某种材料性质的东西,在语词,更一般地说在概念。当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并无一种似乎能与造型艺术和音乐相并立的类别,只有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段的粘合,其中一种是通向造型艺术的道路,另一种是通向音乐的道路,但两者都只是通向艺术创作的道路,而不是艺术本身。在此意义上,绘画和雕塑当然也只是艺术手段,本然的艺术是创造形象的能力,不管是先行创造(Vor-schaffen)还是随后创造(Nach-schaffen)。艺术的文化意义就建立在这一特性——一种人类普遍特性——的基础之上。艺术家——作为负有通过艺术手段走向艺术的使命的人——不可能同时是艺术活动的吸收器官。
与美丽外观的旧观点相比,崇高和滑稽的新艺术世界、“逼真”的新艺术世界立足于不同的神话观和世界观。对生存的可怕性和荒谬性的认识,对备受干扰的秩序和非理的合计划性的认识,总之,对自然整体中巨大苦难的认识,揭露了被人为掩饰的Μοιρα(命运)和厄里倪厄斯、美杜莎和戈尔工等形象的真相,奥林匹斯众神处于空前危险之中。在悲喜剧艺术作品中,他们获救了,因为他们也被浸在了崇高和滑稽的海洋里,他们不再仅仅是“美”,他们仿佛吸取了那更古老的神规及其崇高于己身。现在,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只有少数摇摆于其间,时而做崇高之神,时而做滑稽之神。酒神尤其接纳了这样的二重人格。
这在两位典型人物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使我们像是亲身经历了希腊悲剧时代一样,那便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对作为思想家的前者来说,崇高多半表现为伟大的正义。在他那里,人与神作为主体被一视同仁,神圣、正义、高尚、幸福紧密联结,俨然一体。个别生灵、人或泰坦皆要用这杆秤衡量。众神要按照这一正义标准重新建构。因此,譬如说,对于蛊惑人心、诱人犯罪的魔鬼的民间信仰——那被奥林匹斯神界废弃了的原始神界的一个残余——遭到了修改,这个魔鬼变成了从事公正审判的宙斯手中的一个工具。另一个同样原始的——对于奥林匹斯神界也是同样陌生的——观念,即宗族惩罚的观念,也被解除了其严厉的性质,因为在埃斯库罗斯这里,个人并不存在犯罪的必然性,每个人都有可能避免。
如果说埃斯库罗斯在奥林匹斯法治的崇高性中发现了崇高,那么,索福克勒斯却以可惊的方式在奥林匹斯法治的不可捉摸性中发现了它。他在一切问题上重建了民间立场。在他看来,一种悲惨命运因为冤枉所以是崇高的,真正不可解的人生之谜是他的悲剧缪斯。苦难在他那里得到了神化;它被理解为某种超拔人入圣的东西。人与神之间的距离遥不可测;因此,合宜的态度是彻底顺从,听天由命。真正的美德是σωϕροσυνη(节制),原本就是一种消极的美德。英雄人性是缺乏此种美德的最高贵人性;他们的命运证实了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不存在罪恶,只存在对于人的价值和界限的无知。
虔诚,生命冲动的最奇特面具!献身于一个完美的梦中世界,高尚品性的最顶级智慧!逃避真理,为了能从远处隔着云层向它膜拜!与现实和解,因为它是一个谜!拒绝猜谜,因为我们不是神!充满喜悦地倒在尘土中,在不幸中感到幸福安宁!在人的最高表现中达于人的最高自弃!把生存的恐怖可怕手段神化和美化,成为超度生存的拯救手段!在蔑视生命中享受生命的欢乐!在否定意志中庆祝意志的凯旋!
认识达于这样的高度,便只存在了两条路,即圣徒之路和悲剧艺术家之路。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洞察了生存的无价值,却仍能活下去,并且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找不到裂痕。对活下去的厌恶被体验为创造的手段,不管是圣化创造还是艺术化创造。可怕或荒谬皆把人提升,因为可怕和荒谬都只是表面的。酒神的魔力在这里仍然保持在其世界观的顶峰,一切现实消解于外观,背后透出了统一的意志本体的消息,笼罩着智慧和真理的荣耀,沐浴着诱人的光芒。幻觉和幻想适逢其时。
我们所说的“感情”(Gefuehl),沿叔本华轨道发展的哲学教导我们把它看作无意识表象与意志状态的一个综合体。然而,意志的追求显示为快乐和不快,并表明其间仅有量的差异。不存在快乐的不同种类,存在的也许只是程度以及无数相随表象。我们只能把快乐理解为一个意愿的满足,把不快理解为它的不满足。
那么,感情用什么方式来传达呢?部分地,不过是很大的部分,可以转换为思想,亦即有意识的表象;这当然仅适用于相随表象那一部分。可是,在这感情疆土上始终还保留着一个不可消除的剩余。可消除的只是能够用语言和概念处理的东西,“诗歌”表达感情的能力即由此限定。
另外两种传达方式完全是本能的,它们无意识却又合目的地发生着作用。这就是形体语言和声音语言。形体语言由大家都容易懂的符号组成,通过反射动作形成。这些符号是可见的,看见之后,眼睛立即把它们翻译成一种状态,即那个造成了姿势表情又被姿势表情象征化了的状态。看者在察觉对方面部或肢体的动作时,往往会感觉到自己相应部位交感神经的支配作用。在这里,符号是一种很不完整的、局部的模写,一个简略的记号,必须对它取得一致的理解。不过,在这个场合,共识的达成是本能的,因而是未被明确地意识到的。
戏剧中的舞台布景完全不激起外观的快乐,我们只把它当作符号,借以理解所喻指的现实。在我们看来,蜡偶和真花真草在这里被画在一起是完全允许的,这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想象的是现实,而不是富于艺术魅力的外观。这里的任务是逼真,而不再是美。
然而,美是什么?——“这朵玫瑰花很美”仅仅是表示:这朵玫瑰花有一个好的外观,它有某种令人喜欢的光彩。这还丝毫没有涉及它的本质。它是作为外观令人喜欢、引起快感的,也就是说,意志因它的外观而得满足,生存的乐趣因之而得推进。它——根据它的外观——是它的意志的忠实模本,它的意志与这样的形式相一致,它按其外观符合类的规定性。它越是如此这般,它就越美,而当它按照其本质符合上述规定性时,它就是“好”的。
“一幅美丽的画”仅仅是指:我们对于一幅画所具有的表象在此得到了满足。可是,如果我们说一幅画“好”,我们是指我们对于一幅画的表象乃是符合绘画之本质的表象。然而,多数时候,一幅美丽的画却被理解为一幅描绘了美丽对象的画,这是外行的判断。他们欣赏的是材料的美;所以,我们不妨在戏剧中欣赏造型艺术,只是不要把它在这里的任务归结为描绘美,而是显得真即已足够。被描绘的对象应该尽量形象生动地呈现;它应该产生逼真的效果:这是一个与一切美丽外观作品的守则相反的要求。
但是,如果说姿势表情所象征的是感情中的相随表象,那么,意志冲动本身是通过怎样的符号传达给我们的呢?这里的本能性质的中介是什么?
是声音之中介。更确切地说,是声音的各种方式把快乐和不快的各种方式——没有任何相随表象——符号化了。
在说明各种不快感觉的特征时,我们所能说出的无非是借形体符号变得清晰了的表象的图像,譬如当我们谈到吃了一惊,谈到受痛苦的“打击”“拉扯”“震撼”“刺激”“宰割”“咬啮”“抓挠”之时,情况便是如此。这里似乎表现出了意志的某种“周期性形式”,简言之,即——通过声音语言之符号——节奏。在声音的强度中,我们重又认识意志的高昂充沛,快乐和不快的量的变化。但是,意志的真正本质却隐藏在和声之中,是无法用譬喻的方式表达的。意志和它的符号——和声——归根到底是纯粹逻辑!如果说节奏和强度仍是在符号中透露了消息的意志之表层,差不多还带着现象的特征,那么,和声则是意志的纯粹本质的符号。因此,在节奏和强度中,个别现象仍须作为现象得到说明,从这一方面看,音乐是可以被制作成外观艺术的。那不可消除的剩余,即和声,表达着存在于一切现象形式内外的意志,因而不仅是感情的象征语言,而且是世界的象征语言。在它的领域内,概念完全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形体语言和声音语言对于酒神艺术作品的意义了。在初民的春季酒神颂歌中,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类的成员而求表达。他不再是个体的人了,这一点通过可见的象征语言、形体语言如此来表达:他作为萨提儿,作为普天下自然生灵中的一个自然生灵,用躯体来说话,而且是用热情奔放的形体语言,用舞蹈动作。但是,他用声音却表达了大自然最深刻的观念,不仅是类的创造力,如同在用形体时那样,而且是存在本身的创造力,意志在这里使自己成了直接可知的东西。因此,他用形体仍停留在类的界限之内,从而是在现象界之内,用声音却仿佛把现象界消解为他的原始统一了,在他的魔力面前,摩耶世界风飘云散了。
一种形体符号与声音的最密切最频繁的结合被称作语言。在词中,通过音调及其升降,发音的强度和节奏,事物的本质得以符号化,通过口形,相随表象、图像、本质之现象得以符号化。符号可以也必定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出自本性地、聪明而相当有规律地增加。一个可见的符号就是一个概念,因为在记忆时声音完全消失了,所以只有相随表象被保存在了概念之中。我们所“把握”的东西,即是我们能够指示和区别的东西。
感情激动之时,词的本质更加清晰鲜明地显现在了声音符号之中,因此而会余音袅袅。宣叙调仿佛是对自然的一种回归,在使用中被逐渐磨钝的符号重获了它的原始力量。
在句子中,因而是通过一串符号,某种新的更重大的东西要被象征地描述,为了造就此种能力,节奏、强度、和声又都必不可少。现在,这一更高层面支配着单词的较狭窄层面,词的选择、词的新排列有了必要,诗歌开始了。吟唱一个句子不是词音的顺序问题,因为一个词只具有完全相对的发音,它的实质、它通过符号所叙述的内容依据它的位置而变化。换句话说,从句子和借之符号化的内容之间的更高统一出发,单词符号的意义不断被重新确定。一串概念就是一个思想,所以,思想是相随表象的更高统一。思想触及不到事物的本质,但它作为动机、作为意志的激因而对我们发生作用,其原因在于,思想已经同时成为一个意志现象、成为意志的激发和表现的可见符号。但是,把它说出来,它凭借声音符号所发生的效果要无可比拟地有力和直接。把它唱出来,它就达到了其效果的高峰,倘若旋律内容是其意志的可理解符号的话;倘若不是呢,则尽管声音序列对我们发生作用,语词序列即思想对于我们却始终是遥远而冷漠的。
于是,根据不同情况,词或者主要作为相随表象的符号,或者主要作为原初意志冲动的符号而起作用,与此相应,被符号化了的或者是图像,或者是感情,诗歌因此而分作两路,即史诗和抒情诗。前者通向造型艺术,后者通向音乐;对现象的兴趣支配着史诗,意志显现于抒情诗之中。前者脱离音乐,后者始终与音乐结盟。
在酒神节庆中,狂热的酒神信徒的全部象征能力被激发到了最高峰,某种从未感受过的东西急于得到表现,这便是个体的毁灭,类的乃至于大自然的创造力的统一。此时,大自然的本质需要表达,一个新的符号世界已属必需,各种相随表象在一种被提高了的人性的图像中获得了符号,它们带着最充沛的身体能量,借完整的躯体象征语言、舞蹈动作而被描绘。可是,意志世界也要求一种前所未闻的符号表达,和声、强度、节奏的力量突然迅猛高涨起来。在划分为两个世界之后,诗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既像史诗中那样,图像富有感性,又像抒情诗中那样,声音充满激情。为了把所有这些象征力量集中起来,它所实现的这个人性的提高实属必需,酒神信徒只会被自己的同类理解。所以,经过可怕的搏斗,这整个新的艺术世界带着其野蛮而又诱人的魅力震撼了希腊民族。
在何种意义上,日神被改造成了艺术之神呢?仅仅在他是梦中表象之神的意义上。他完全是“发光者”,在至深的根源上是借照耀展现自身的太阳之神和光明之神。美是他的要素,永恒的青春与他相伴。但是,梦境的美丽外观也是他的王国,与只能有缺陷地认识的日常现实相反,此一境界的更高真理和完美性把他提升为箴言之神,也同样确凿地把他提升为艺术之神。美丽外观之神必然兼为真实认识之神。不过,梦像不可逾越一个微妙的界限,方不至于发生病理作用,在那里外观不但迷惑人而且欺骗人,这一界限在日神的本质中也不可缺少:那适度的节制,那对于狂野激情的摆脱,那造型之神的智慧和宁静。他的明眸必须“太阳一般的”沉稳,即使当它怒视之时,仍保持着美丽外观的庄严。
与此相反,酒神艺术立足于与醉、与迷狂嬉戏。主要有两种力量令村野之人达于忘我的醉境,即春天情怀和麻醉饮料。它们的作用在酒神的形象中被象征化了。在这两种状态中,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个体化原理)被彻底打破,面对汹涌而至的普遍人性和普遍自然性的巨大力量,主体性完全消失。酒神节不但使人与人结盟,而且使人与自然和解。大地心甘情愿地贡献它的礼物,最凶猛的野兽和睦共处,酒神的饰满花冠的车驾由虎豹牵行。贫困和专制在人与人之间设置的一切等级界线皆已泯灭,奴隶成为自由人,贵族和贱民统一为同一个巴克斯合唱队。人群越聚越多,到处传播着“大同”福音,每个人皆已忘言废步,载歌载舞地表明自己是一个更高更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不仅如此,他还感到自己被施了魔法,他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正像百兽开口说话,大地呈献奶和蜜一样,也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显现。他觉得自己宛如神灵,一向只活跃在他的想象力中的东西,此时他发现皆是事实。现在对他来说,图画和雕塑算得了什么?人不复是艺术家,他已变成艺术品,他如此心醉神迷而又意气风发地变化着,一如他在梦中看见众神变化那样。大自然的艺术力,而不再是某一个人的艺术力,在这里显现出来。一种更高贵的黏土,一种更珍贵的大理石,在这里被搓捏削凿,这就是人。这个被酒神艺术家塑造的人对于大自然的关系,正相当于雕像对于日神艺术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