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说明
本书最初来源于几盘磁带。磁带原本属于加利西亚人马努埃尔·罗曼·里瓦斯（二〇〇八年辞世）。里瓦斯儿时离开西班牙去阿根廷，在阿根廷长大，后来在德国当音乐制作人。他把这几盘磁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过来，送给了他的朋友何塞·马努埃尔·戈伊科切亚。二〇〇二年，戈伊科切亚把这几盘包好的磁带交给作家贝纳多·阿查加，并告诉了他磁带的来历。阿查加听完磁带，就把磁带上的内容转录成电子版。后来，《博尔赫斯生平》（二〇〇七年）的作者埃德温·威廉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磁带中记录的这几场讲座，阿查加由此确认了磁带的真实性。《民族报》曾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的第六版以《博尔赫斯谈探戈》为标题对讲座进行了宣传：“十月的每周一傍晚十九点，在奥尔诺斯将军街八十二号一楼一号房，将举办以探戈为主题的系列讲座”，讲座内容涉及“探戈的起源和嬗变”“痞子”“世纪初的拉普拉塔河”“探戈及与探戈有关的其他内容”。最后，二〇一二年阿查加在皇家巴斯克语学院创办的杂志《埃尔雷》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这些磁带的来历。两年后，他又把磁带交给了他的老朋友塞萨尔·安东尼奥·莫里纳，并郑重交代，磁带就此托付于他，希望他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晓磁带的来龙去脉和磁带里的内容。莫里纳是个作家，也是马德里读者之家的负责人。他拿到磁带后，立马跟他的老朋友玛丽亚·儿玉取得了联系。儿玉是博尔赫斯的遗孀，可她说她从未听说过讲座的事情。莫里纳立刻把电子版的磁带录音发给了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儿玉，请她辨明真伪。几星期后，儿玉确认了磁带录音的真实性。于是，莫里纳和儿玉约定，等到儿玉赴马德里之时，他们再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众说明磁带的来历和磁带里记录的那几次讲座。最后，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四日举行的（阿查加也通过在线视频远程参与了此次发布会）。此次发布会的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有西班牙国内报纸的编辑团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是来自伊比利亚美洲的报纸编辑。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启了本书的出版历程。时至今日，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用莫里纳的话来说，“从磁带到成书出版的整个过程，象征了伊比利亚美洲文化群体的强大合力。一个加利西亚人把一个阿根廷人的讲座记录下来，然后把录音交给一个巴斯克人，巴斯克人又将其转交给另一个加利西亚人，数次辗转，终于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也就是那位阿根廷人的讲座文稿得以问世”。
本书的目录、注释，以及正文定稿均得益于马蒂恩·哈迪斯的精心整理和编撰。
【第四讲 阿根廷的灵魂】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伊丽莎白时代。那时候，戏剧作品并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剧团。正因为如此，今天对一些作品的归属才会有很大争议，比方说，大家会争论某部戏剧的作者到底是谁。是托马斯·基德，还是莎士比亚？是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还是作者另有其人？再回到探戈创作的话题上来，我是想说，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些情况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下出现的。没人会认为写一首探戈就可以让人一举成名或者光耀门楣。一切皆偶然。或许，创造出传世之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别把创作太当回事儿，别太重视它，要分散一下注意力。按照现在心理学家的说法，就是让潜意识去引导你，或者再换个说法，就是让缪斯或圣灵去指引你。这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因此，我们还得看到个人经历的偶然性，譬如，几个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偶然在巴黎闯荡，后来又有人在英国闯出了一片天地，再后来是在美国。加尔德尔就是在美国一举成名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确实是探戈的一类典型人物的重要代表。而这里，我们说的另一类典型人物就是“公子哥儿混混”。《堂塞贡多·松布拉》的作者里卡多·吉拉尔德斯是我多年的老友，他就属于我们说的这类人物。我跟他聊过与探戈相关的这些事情。但是，有人经常自认为或自我感觉会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朋友也跟他一样，永远都会在他身边。他不承想有些事竟会是此生最后一次。就这样，很多事情我本可以向吉拉尔德斯问清楚的，但是我没有问。我对其他几位朋友也抱有同样的遗憾，不管是前面的讲座中提起过的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还是民间歌手加西亚，抑或是庞奇奥，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我看着他们，跟他们聊啊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跑偏了，前面聊到的有些话题我也没有继续深究下去。那时候的我也不可能会预见到，一九六五年我会和在座的各位朋友聊到探戈这个话题。
我写了一首名为《探戈》的诗。诗歌的开头是这样的：
他们会在哪儿？挽歌在发问，
早已作古的人如今身在何处？
好似在不为人知的某个地方，
昨天也可化作今夕、未来或未逝的某天。
他们会在哪儿？仿佛过往就停留在空间中的某处地方，而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随后，我又写道：
他会在哪儿？（我又问）那恶棍，
曾混迹于尘土飞扬的小巷，
或偏僻静谧的村庄，
创立了刀剑和勇气的宗教。
接着，我想到了所有这些无名的勇士，所有这些在祖国各地死去的无名勇士。毫无疑问，到处都有这样的勇者。但是后面，我写道：
科拉莱斯和巴尔瓦内拉
勇猛果敢的乌合之众。
科拉莱斯总是比其他地区更值得一说。我又一次记起了帕雷德斯，记起巴勒莫区的那些老朋友。我记得他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自己的那个区，有时他们也会说到南区和科拉莱斯。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再谈论其他地方了。我们提到的巴尔瓦内拉，指的是翁塞区周边或近或远的区域，这是早前硬汉活动频繁的区域。所以，格鲁萨克才会戏称阿莱姆为“巴尔瓦内拉的罗伯斯比尔”，相当于把他称为郊县的罗伯斯比尔。他说阿莱姆在国会发表演说时，仍然保持着惯常的举止和语言习惯，跟他在巴尔瓦内拉教堂前厅演讲时别无二致。巴尔瓦内拉教堂前厅之所以出名，无非是因为在那里举行的选举以及选举期间彪悍的勇士决斗。
这会儿我想起了巴尔瓦内拉人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说过的一句话，虽然他的话和前面我说的这些完全相悖。有一次，我问他说：“马塞多尼奥，你告诉我，巴尔瓦内拉教堂前厅的选举真有那么彪悍吗？”因为他喜欢跟别人以“你”相称，即使对方比他小很多岁，他也不在乎，所以我提问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使用敬称。他沉思片刻，回答我说：“是的，我们巴尔瓦内拉的居民都在选举中死过一次了。”
在这之后，我自己问自己：这份果敢，这份快乐，这样在勇气中寻找自我的生活方式，这种向陌生人挑战的胆量，所有这些跟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不一样的东西，现在都去哪儿了？我的回答是，所有这些逝去的东西都还鲜活地留存在探戈里。听着《嫩玉米》《雏鸡》《七个词》《阿根廷的阿帕切人》这些探戈歌曲，人们就可以感受到勇气带来的这份快乐。
吉他总是给人勤勤恳恳、毫不懈怠的印象，所以我称它为“孜孜不倦的吉他”，“在快乐的米隆加中编织放纵的狂欢和无邪的勇气”。所以，我说：
早已作古的人在探戈中获得重生。
即使肉体消逝也没有关系。听一曲老探戈，我们会明了，有人的勇敢不仅仅体现在行为上，还体现在他们快乐的人生态度上。类似的感觉在阿斯卡苏比的诗歌中也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说，探戈给了我们一个想象中的过去。我们听着探戈，体验着自己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在郊区的某个街角，殊死搏斗，至死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