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梅洛-庞蒂所犯的另一错误也同样重大,他想象着——这甚至是他的研究的中心主题——在萨特思想中我与他者除了注视之外没有其他关系,注视呈现他们自己纯粹的主体性。然而,萨特写道:
“只要他者对于他(自为的存在)而言是一种他者-注视,那么就谈不上技术手段或者说外在于我的意义;对于自为的存在是作为客体在世界中于他者的注视下才得到体验的。但是只要自为的存在超越了他者而走向其终极目标,使之成为一种被超越的超越性……他者-客体变成目的的指示者……因而作为被超越的超越性的他者的在场显示着从手段到目的的既定的综合。”
所以他者对于我来说是在场的,它在事物之中,以意义和技术手段的面目出现:“自为的存在在一个世界中涌现出来,这个世界对其他自为的存在来说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就是既定。而由此,我们看到,世界的意义是与世界异化的。这正表明他面对着意义,这些意义不是经由他才来到世上的。”
所以很好笑地看到梅洛-庞蒂反驳说:“如果意识真正投身于超越自己的一个世界和历史,它就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仅是萨特式的对于他人可见的意识……它也可以去看见,至少是从眼角去看见。在自己的视角与他人的视角之间,有着一种关联,这些关系不再是两个自为的存在之间的对峙,而是两种经验彼此如齿轮般咬合,它们不重合,却同属于唯一一个世界。”
纵观《存在与虚无》,萨特通篇所言都不外于此。在《答勒福尔》中,萨特写道:“他者在那里,是即时触手可及的,如果不说是不可参破的话,他者的经验在那里,它最终于我的经验中完成或者是我的经验在他人的经验中结束;所有这些不完美的、没有很好闭合的、断断续续的意义,它们构成我们的真正知识,它们会在那边,在或许知道答案的他者中自我补足。”在注解中,萨特补充说:“但不管怎样,这些价值和观点既不属于我们,又掺杂在我们的价值与观点之中,它们作为一些可理解的关系系统被交付给我们,它们永远保持着它们的不可约简性:永远是他者,永远是陌路的,直接在场却不可吸收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