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萨特学说是一种主体哲学；主体被混同为意识，被认为是纯粹的透明，而且与世界是具有共同外延的；与主体的透明相对立的是自在的存在的晦暗，自在的存在不具有任何意义；意义通过意识的指令被强加给事物，意识的活动是ex nihilo。他者的存在并不打破这种对峙，因为他者从来只是以另一主体的面目出现的；我与他者的关系被归结为注视；每个人仍旧独自居于自己的世界，作为君主统治自己的世界：不存在交互世界。
萨特哲学从来不曾是一种关于主体的哲学，他只很少地使用这个词，而梅洛-庞蒂用主体来不加分别地指称意识、我、人。对于萨特而言，意识是面对自我的纯粹在场，意识并非主体：“我们是作为自我而成为主体”；而且“自我在意识看来就像一个超越的自在”。萨特以此为基础建立他关于精神场域的所有理论：“相反我们已经指出，我在原则上无法居于意识之中。”精神与作为其一极的我，和客体一样，是通过意识而具有意向性的。梅洛-庞蒂忘记了这一根本立论，以至于他断言：“萨特常说在臆想之爱和真实之爱之间没有差别，因为主体从其定义上讲就是它认为自己所是的样子。”

“对于萨特而言，意识是一种绝对，它赋予意义。”他的哲学是“一种彻底将意义与存在对立的哲学，意义是完全精神的，如同雷电般不可触知，而存在是重量和绝对的晦暗”。
只要浏览过哪怕一本萨特的书就足以面对这样一些断言因惊奇而迷惑，因为萨特从未否定那些统领存在论精神分析的原则，相反，他通过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不同领域而将它们加以深入和阐发。他赋予存在论心理学的任务是“明确真正属于事物的一些意义。物质的意义，人的意义，雪花针芒的意义，疙瘩的意义，蜷缩的意义，粗糙的意义等等，都与世界同样真实，既不更真也不更假，来到世上，就是从这些意义之中涌现出来”。雪之奥义是“一个本体论的意义”，要解读它则必须“去比较一些严格客观性的结构”。
梅洛-庞蒂说，萨特“总是从一些开放的未完成的意义，追溯到原封不动地展现给清醒意识的封闭的意义的纯粹模型”。
但萨特曾写道：“通过意义这个词，我想说的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通过其存在而从属于其他现实，不论它在场或不在场，可见或不可见，并且它逐级递进地从属于宇宙。”
因此，意义远非是由意识给出的，远非封闭的，意义是真实的、客观的和对宇宙上的无限开放的。

当我们看到梅洛-庞蒂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反对萨特，便想要发笑，马克思认为：是人制造了世界的统一，但人却是到处散布的。人们在自己周围除了人的面孔什么也无法看到，一切都在对他们谈论着人类自己。连他们的风景本身都是有生命的。因为萨特并不是等到梅洛-庞蒂来教训才跟着认为“世界是人的”，才向我们揭示城市或乡村风景，通过街道、公园、工具、自然元素，它们是人类每行一步都能从中照见自己的镜子，是一些不断对人类谈到他自己的声音。
之所以梅洛-庞蒂如此固执地坚持说萨特无视任何的交互世界，那是因为为了达成对历史和辩证法的否定，必须首先否定任何的主体间性：一个交互世界，那将是一个主体间的媒介。然而，梅洛-庞蒂宣布：“在萨特思想中有主体的多元性，没有主体间性。”
“尽管表面看来如此，可是萨特从来只是承认自为的存在及其不可避免的关联内容，即纯粹的自在的存在。在我与他人之间没有接合，没有关联或者媒介；我直接感到被注视，我媒介起这种被动性，但是同时将这种被动性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世界之中。”这篇文字让人有以下多个看法。首先，我们从中发现在承担与融入之间的惊人混淆。承担自己的异化是一种道德态度，它并不消灭异化的现实；他人的存在使得我被投入一个原则上超出我控制的世界。
“他人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并且正中我的要害。我通过不适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我在此世这个世界中永远地处于危险之中，而我所能做的只是预感到这个危险。”
应当援引萨特描述这种“内出血”的所有篇幅，我的世界通过这种“内出血”流淌向他人。“流溢是无止境的，它流失向外部，世界流淌到世界之外，而且我流淌到我之外；他人的注视使得我超出到我在此世的存在之外去存在，去到一个既是此世又是此世之外的一个世界中存在。”
“他者的出现使得在处境中出现一个并非我意愿的侧面，我不是它的主宰，而它从原则上是超出我控制的，因为它是向着他者一方的。这种被看做无知的无知，这种只能通过一种完全的半透明来预感到的完全的晦暗不明，正是对我们在为他没于世界之存在的描述。”

梅洛-庞蒂所犯的另一错误也同样重大，他想象着——这甚至是他的研究的中心主题——在萨特思想中我与他者除了注视之外没有其他关系，注视呈现他们自己纯粹的主体性。然而，萨特写道：
“只要他者对于他（自为的存在）而言是一种他者-注视，那么就谈不上技术手段或者说外在于我的意义；对于自为的存在是作为客体在世界中于他者的注视下才得到体验的。但是只要自为的存在超越了他者而走向其终极目标，使之成为一种被超越的超越性……他者-客体变成目的的指示者……因而作为被超越的超越性的他者的在场显示着从手段到目的的既定的综合。”
所以他者对于我来说是在场的，它在事物之中，以意义和技术手段的面目出现：“自为的存在在一个世界中涌现出来，这个世界对其他自为的存在来说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就是既定。而由此，我们看到，世界的意义是与世界异化的。这正表明他面对着意义，这些意义不是经由他才来到世上的。”
所以很好笑地看到梅洛-庞蒂反驳说：“如果意识真正投身于超越自己的一个世界和历史，它就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仅是萨特式的对于他人可见的意识……它也可以去看见，至少是从眼角去看见。在自己的视角与他人的视角之间，有着一种关联，这些关系不再是两个自为的存在之间的对峙，而是两种经验彼此如齿轮般咬合，它们不重合，却同属于唯一一个世界。”
纵观《存在与虚无》，萨特通篇所言都不外于此。在《答勒福尔》中，萨特写道：“他者在那里，是即时触手可及的，如果不说是不可参破的话，他者的经验在那里，它最终于我的经验中完成或者是我的经验在他人的经验中结束；所有这些不完美的、没有很好闭合的、断断续续的意义，它们构成我们的真正知识，它们会在那边，在或许知道答案的他者中自我补足。”在注解中，萨特补充说：“但不管怎样，这些价值和观点既不属于我们，又掺杂在我们的价值与观点之中，它们作为一些可理解的关系系统被交付给我们，它们永远保持着它们的不可约简性：永远是他者，永远是陌路的，直接在场却不可吸收同化。”

我们已经说过，自为的存在是世界存在所必需的——梅洛-庞蒂也同意这一认识——但是它远未构成意义、技术手段，未构成一种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方式投射到自己之外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意识准确地找回它安置在其中的东西。对世界的揭示是在主体之间的维度里进行的，揭示出一些现实，它们抗拒意识并拥有自身的法则。很难了解梅洛-庞蒂用自身的能量想表明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暗示在萨特思想中主体间的现实是不存在的，而且只有通过一个支撑着它们的主体性，这些现实之间才有关联，然而萨特却在定义存在论的精神分析时写道：“由于超越性的结构本身，能指是对其他超越存在的一种参照，它可以不借助于确立它的那个主体性而得到解读。”
梅洛-庞蒂是违背真相的，他谈到语言时写道萨特认为：“语言只有在由构成它的一个意识的承载下才存在。”
因为萨特在《圣徒热内》中这样总结了他的语言观：“当我于我之中和我之外发现语言，而它带有自己的抗拒和不由我把握的法则，语言就是自然：词语具有我必须观察、学习的一些相似与习惯；只要我说话或者听一个对话者说话，它便是工具；最后，词语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独立，它们自己组合，不顾任何法则，因而在语言内部产生一些谐音词游戏和奥义的神谕；所以词句是神奇的。”

梅洛-庞蒂如此坚信萨特式意识的孤立，以至于他归结为萨特认为阅读只是一种主体行为。对他而言在一本书里：“在难懂的文字、物质存在的书籍和读者意识加入其中的意义之间毫无关系。”但相反萨特却认为：“所有精神作品在其自身中都包含着它们所针对的读者的形象。”读者是投入历史中的，作者亦然：“在这些投入同一历史中并且同样为创造历史出力的人们中间，将会借助书籍的媒介而建立一种接触。”而且萨特解释说，任何阅读都是在一个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正是主体间性。而且，我们了解萨特有多少研究是关于“精神作品这一具体而又是想象的对象”的。如果他只承认书籍中有难懂的文字和主观的意义，那么他不可能写任何评论文章。他根本不是持这样观念的，他从前责备莫里亚克的，正是莫里亚克将小说简化为符号与意向的集合，而小说应当具有事物的厚重：“如果真的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事物，如同一幅画或者一个建筑物，如果真的人们是带着自由意识和时间延续来写一本小说，那么《黑夜的终结》便不是一本小说，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与意向的总和。”
他还在谈论《萨托里斯》时写道：“带有某种保留，小说突然变成与自然现象类似的东西：人们忘记小说有作者，人们接受它们就如同接受一些石头或树木……”
但是梅洛-庞蒂无视所有这些将文学与阅读呈现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方式的文字。他坚持他的论点：“作为永久的场景或者持续的创造，社会性不管怎样都是面对着各个意识并且由意识构成的。”
同样错误的是认为萨特如同那些托洛茨基分子想的那样，认为有一种被动性，社会性的重负在其中被人忍受，用这一认识来反对群众的自发性：“你们假设群众的自发行动并非旨在于未来，而仅仅是过去的一种反作用力，”他反驳托洛茨基分子说。纵观《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他的分析通过一种社会场域来定义工人阶级处境，这种社会场域的统一是在工人阶级背后的。
为了驳斥梅洛-庞蒂的阐释，我还将引用——从诸多篇章中——这段文字，它是特别有决定性的：“我们无法完全是客体，即便是对于一个超越的主体来说，我们同样无法完全是主体，除非我们首先来从事不可能做到的对客体性的清除；至于绝对的相互性，它是打上了种族和阶级的历史条件的印记的……因而我们照常生活在一种熟悉且不经反思的不加区分的状态……我们既不完全是客体，也不完全是主体。而他者，它正是这个服从于意愿的工具，在统治、划分和分配，同时正是这种包围着我们的弥漫的燠热气氛。”

伪萨特主义者否认任何交互世界，否认任何主体间性，他显然是否认历史的。对于他而言：“历史是属于意志的或者什么也不是。”“历史是由一些犯罪意向或者德行意向构成的。”历史“从其可知的部分来看是我们的意志的直接结果，从其余部分来看是一种不可参透的晦暗”。
确实，如果“事物是无言的”，那么历史事实也应当是这样。根据这位伪萨特：“事实就其存在而言并不承载意义，意义是属于另一层次的，意义属于意识。”
“在具有人们想要的意义的纯粹事实与给予它唯一意义的决断之间，并没有中介。”这种中介，应该就是梅洛-庞蒂认为萨特“不愿意接受的”或然性。这里有一个新的吊诡，因为：“他过去却曾经深刻地说过被感知的世界是完全有或然性的。”
他曾经说过，并且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说法。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萨特指责托洛茨基分子脚踏两条船：指责他们按照必然性来重构资产阶级历史，同时通过一种或然论视角来重构无产阶级历史；他否认托洛茨基分子有权利在依据一种辩证的宿命论来阐释历史的时候，以回溯的方式来援引或然性作为理由。但是在他这方面，他是以明确的方式来借用或然性的概念的，他在真实与或然之间确立的等同关系使得或然的概念暗含地介入他所有的分析之中。而梅洛-庞蒂却宣称：“这种或然性对于萨特而言就像是不存在。”为了确立这一断言，他求助于我已经指出过的一种手段，即过度表意法。萨特写过，如果想要判断共产党交给无产阶级的那些口号的终极目的，那么原始的事实是丝毫不解决问题的：“鉴于事实永远不会说是，也不会说不……人们只有在对于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采取了立场之后才能决断。”这段文字的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其第一部分只是回顾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论规则，实验科学、社会科学、历史都一致承认事实只有在人们对之批判与解释的条件下才说话。梅洛-庞蒂将第一句话孤立出来，将这句常识话语当做萨特思想的首要关键，认为在萨特看来事实是彻底意义暧昧的。

这些与真相相悖的话却源源不断。在独断地断言萨特思想中“赋予意义的是意识的取得”之后，梅洛-庞蒂补充说：“在涉及到事件的时候，其方式是不可更改的。”以马克思为依据，他提醒萨特说：“意识的取得……本身是一个事实，它在历史中有其地位。”还有：“只是因为我在历史中不占据任何驻留点，我才赋予历史一种意义。”
但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写道：“只存在介入方式的认识视点。这等于说认识与行动只是一种原初而且具体的关系中抽象的两面。”他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历史，《答阿尔贝·加缪》的主旨就是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从历史中退出，而且任何意识的取得都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我认为历史是个满是污泥与鲜血的游泳池，……我会在跳进去之前往里看两次。但是请您假设我已经在池里了，假设您的怒气本身从我的观点来看正是对您的历史性的证明……”
意义由定位于历史中的意识获得，它并非那么不可更改，所以萨特写道：“所以必须要有一部也已完结的人类历史，才能让比如夺取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件获得一种最终意义……想要在今天确定这事件的意义的人，大概忘记了历史学家本人也是历史性的，即他在以他自己的计划或者他所属社会的计划来阐明历史的同时，他也将自己历史化……因此必须要说过去的意义是永久地缓期搁置的。”
这段文字彻底否认了梅洛-庞蒂的断言。“对于马克思而言，意义通过机构来实现，对于萨特则没有这样的意义。”因为对于萨特来说，机构的意义和事件的意义一样，都不是不可更改的，他并不以实践为语境来将自己历史化，而这与追求自己想要的真理的疯狂相反，将我们引回到对真理是变成真理的认识。意义的赋予，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不可更改，它是从事实中阐发的，是通过与历史的接触来自我批判的。
但是历史并不是伪萨特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个人历史。因为对于伪萨特而言只存在人与物，他不得不将“历史约简为个人的行动”。这样的断言是让人吃惊的，因为萨特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真正被理解，这正是《何为文学》中表达的意思，而且萨特在《圣徒热内》中写道：“要想让一个人拥有历史，必须让他发展，让世界的进程在自我改变中来改变他，让他通过改变世界来改变自己，让他的生活依赖一切的同时只依赖他自己，让他在死去的时候发现人生是时代的粗俗产品和自己意志的特殊作品。”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他更有决断，梅洛-庞蒂断章取义的那段文字全文如下：“存在人类、牲口和事物。而人是属于历史性整体的真实而特殊的存在。”萨特又明确说：“历史性整体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的能力，它规定我们的能力对于我们行动场域和真正未来的限制；它制约着我们对于可能与不可能的态度，对于真实与想象的态度，对于存在与应当存在的态度，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态度。以此为出发点，轮到我们来决定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即决定我们生命之意义和死亡之价值，在这一框架下才最终出现我们的我。是历史为一些人指明出路，却让另一些人在紧闭的门前捶胸顿足。”

梅洛-庞蒂在此处所使用的手段，正是我们可以称作随意断言法的手段，我把他每个随意断言都打上了问号。这段文字是特别令人吃惊的，因为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为了反击那些反共人士的，他们声称将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四日的事件当做是不可磨灭的事件来对待，将这些事件看做是对于无产者意图的决定性考验，看做是对于一种瞬时选择的表述；与此相反，萨特认为这些事件只是一个“否定符号”，作为符号是“可以困难地加以解读的”。萨特说，如果局限于现时，便不可能知道群众是否否定了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否定的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是本地的和日常的历史，是晦暗不明的，部分地属于偶然的，各项的关联不是那么紧密，有可能变换其中一些项而在某种限度内并不会改变其他项。”所以，他认为对纯粹现时的参照永远不足以阐明事件。
梅洛-庞蒂通过使用一种新手段来继续他的指控，即二元对立法。他将对手封闭于一种虚假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不谈论无产阶级、阶级本身和永恒的党，便是建立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和党的理论，将它们看做是持续的创造，即被判缓期的死者。”
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哲学，他怎敢提出两难选择：理念或者持续创造？难道他不了解有些体系——比如现象学——摆脱柏拉图和笛卡儿，给予存在者一个时间维度，并不将它们束缚于永恒之中？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人们可以否认理念本身而同时相信历史、辩证法和时间？
然而，没有任何较为严肃的论据来支撑梅洛-庞蒂有关萨特与辩证法的关系的断言。以他归于萨特头上的直觉哲学的名义，他心安理得地写道：“萨特如今说辩证法是一种废话。”“这是他对于辩证法的失败的见证。”“我们感到对于萨特来说辩证法始终都是一种幻象。”
萨特没有任何文字能允许这些断言成立。萨特当做废话的目的论的乐观主义，通常是隐蔽在辩证法背后的，他并不针对辩证法本身。他并不认为历史是由一种理念-力量赋予形式的，这种理念-力量外在于创造历史的人，并且将历史以一种确定的宿命带向一个幸福的终点，但这也并非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他写道：“历史只是追寻自身目标的人的行为。”萨特将这些话拿来为自己所用。在他看来，辩证法是我们行为的产物，我们的行为落入一个世界，在其中化为物，它们沿着为他存在的维度逸出，并随即驱使新的行为。历史的辩证与时间性原初包含着的辩证相关联，并与自为的存在与为他的存在的关系所导致的辩证相关联，历史的辩证不是废话，萨特并无意否定它，他描述——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文学史是通过一种辩证形象的。而且他写道：
“对资本的批判是辩证的。”
“黑格尔的泛逻辑论附带着一种泛悲剧论，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同时有着对资本的批判和人类的悲剧，这是辩证法的两个不可分的侧面。”……

如果没有历史，没有真理，没有时间性，没有辩证，那么事件的意义是被命令强加的，而行动也归结为一系列不连贯的任意决断。这便是梅洛-庞蒂作为依据来建筑伪萨特学说的中心论点。他在其对于萨特的研究的引论部分宣告，萨特用“一种关于未知中绝对创造的哲学”来替代历史哲学。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一种不确定的事业，同义务一样，是免予任何讨论，而且免予任何证明的”。在这一设想中：“党的行动是免予意义的衡量标准的。”
“作为是绝对的首创，是无根源的。”
活动家、政党、阶级是从一种“不依靠事物的意志”中产生的。
我们很了解萨特从未同意说一个行为可能无动机地产生，也不同意一种创造是无中生有地进行：
“自为的存在的自由总是介入的，这里不是一种作为不确定的力量的自由，不是一种先在于自身选择的自由。”
“选择的结构必然意味着它是此世上的选择。一个无中生有的选择，什么都不对抗的选择，是对无的选择，会作为选择而化为乌有。”
“我们的决定在一些新的时机中把那些指导我们生命的主导主题汇集成新的综合。”
“行为将可能转变为真实。”
“人们是用某种东西来制成某种东西。”
增加引文是无益的。梅洛-庞蒂记得很清楚，对于萨特来说“自由不存在于决定中”。但是，又一次，他借助吊诡手段而毫无顾忌，此处萨特的思想被再次与他的作为对立起来：“一切的发生就如同当萨特在现时中采取立场的时候这些思想并不介入，于是他回到（？）关于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未来主义。”
所以我们将遵循萨特的政治思想，去研究一下是否在他看来革命意志、阶级、政党真的是“不依据事物”而涌现的。
梅洛-庞蒂肯定这一点：“在严格意义上，无产者并非成为活动家的条件，只要革命意愿不是万事俱备地从穷困生出来，对于他（萨特）来说就足以认为似乎革命意愿根本不是从穷困中产生的，认为它是无中生有的。”
如同《苍蝇》中的奥雷斯特，活动家将会看到自由扑向自己，他会因为天命而成为革命者。这就是梅洛-庞蒂赋予萨特文字的意义：“人是有待造就的，人就是人所缺少的东西。”梅洛-庞蒂声言，这些话的意思是人是“一种应当的存在，甚至是一种纯粹义务”。“这是义务或者虚无对于存在的咬噬，是萨特曾称作‘会死的’自由，是它构成活动家的。”而梅洛-庞蒂饶有兴味地自问为何他不去为道德行动的统一而进行斗争。

自我定位于真理的标准之内，“党不可能弄错，”梅洛-庞蒂说。
但是萨特在谈到活动家时写道：“他所进行的综合本身只是一种构拟，其或然性在最佳情况下也不可能超过未经实验验证的一个科学假设的或然性。当然，会有一种反证证明，但是鉴于进行实验的正是行动本身……错误的代价是高昂的。”
梅洛-庞蒂指责萨特将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做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或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在它们之间是有着开放关系的。但萨特在谈到群众的时候写道：
“由于群众代表着能够实现革命事业的力量本身，可以认为只要群众是一种政治的目的，群众就是这种政治的手段。”
“因为问题不是要改变群众而是帮助群众成为群众自己，它［党］既是群众的简单表述又是群众的榜样。”
梅洛-庞蒂提到：“党对于活动家而言只是通过行动才有价值，党召唤他进行行动，而这种行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确定的。”
但萨特曾经解释说：“已经集合在一起的阶级能够超越其领袖，引领领袖走向比他们所愿更远的地方，并且在社会领域反映出一种初步决定，这种初步决定也许只是政治性的。”
让一种政治从一系列不参照历史也不参照真理的纯粹行动中涌现出来，显然会导致最荒谬的结论。
“所有的可能之间是等距的，因为只存在意愿，在一个意义上是零距离的，在一个意义上是无限远。”
萨特却解释说党的作用正在于将群众在直接中当做彼此等距来把握的那些可能性排出次序。这正是双重目标方法的意义：“人们向群众揭示出他们的诉求行动的远期后果，告诉他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诉求会得到满足。”
梅洛-庞蒂说，在萨特看来，实践“就是令人眩晕的自由，是我们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用它来做并且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萨特写道：“实践是在经济运作中预先画出草样的。”
梅洛-庞蒂指出，“不依据任何历史既有的东西，不包含策略和战术，这样的改变世界的直接愿望在历史上就是人心的法则和人心的眩晕。”而他明智地反驳说：“唯有通过纯粹的行动的手段，没有外部的复杂性，人们才能不带疯狂地去从事重新创造历史的工作。”
但是显然萨特并不认为人们可以“重新从零开始创造历史”，他在《答阿尔贝·加缪》中写道：“如果想改变其中一些事物，那么首先必须接受许多事物。”
的确，在梅洛-庞蒂所使用的词语本身中有着一种疯狂：历史的零点在何处？如果把零点定在直立猿人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回忆起那个时代？
“从现有社会到革命社会，既没有阶梯也没有路径，”梅洛-庞蒂在评论萨特的时候说。但是萨特却写道：“为了让他们［群众］有一天能够取胜，就必须为他们的胜利做准备；建立联盟……确定战略，创造战术。”党的作用正是通过一种政治来为群众的要求作媒介，因为“需求是一种缺乏，它可以奠定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一种策略”。

梅洛-庞蒂最引人发笑的就是当他柔声地问萨特：“那么我如何在时间上确定我的选择呢？我不断地发现它们之前的选择……”因为萨特全部作品中的一个主要主题，就是每个人生的总体性特点：有一种超验的意义——一种明晰特性——使得我们所有的经验选择统一起来，每个经验选择都根植于我们的过去。自由并非误解的偶然性：“自为的存在的自由始终是介入的，这里谈的不是一种不确定的力量而且先在于他的选择的自由。我们只能将自己作为正在自我形成的选择来把握。”萨特将思考当做一种纯粹抽象。“当我考虑的时候，赌博已经开始。”在他看来，绝不存在选择的开始时刻。“我永久地在选择着自己。”让我们读读《波德莱尔》、《圣徒热内》、《亨利·马丁》，我们将看到萨特并没有等着梅洛-庞蒂到来才去疑惑人们不是通过一种突然闪现的而且没有前例的决定而成为诗人和共产主义者的。
回到萨特本人，共产主义行动不是一系列的抽搐的暴力发作，他的加入也不归结为一系列的从远距离取得的意识。梅洛-庞蒂说，萨特“了解人们想要改变世界”而他同情这一意向，这是不承受这一意向的一种方式。事实是他是属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的，而且他选择了他的具体处境即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处境使他能够企及的手段。
就这一点，梅洛-庞蒂对他进行了最具矛盾性的指责。他宣称：“介入对于他而言，并非联系着历史来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批判，而是自己重新创造与历史的关系……就是刻意置身于想象之中。”在萨特与其他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梅洛-庞蒂，试图创立一个非共产党的左派联盟的时候，这样的指责或许还有意义，在今天这指责就让人吃惊了。正是因为联系着历史来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批判，萨特才明白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其他与他一样的同类联合都无力改变世界，他决意进行的那一类行动是他自身客观处境作为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指示给他的，即与那些能将他想赋予历史的意义加诸历史的真正力量进行联盟。

涉及共产主义时，梅洛-庞蒂的情绪似乎反映着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灵魂对于一个过于人性的世界的不满。由此部分地解释了他对于萨特的愤怒，萨特的道路正与他相反。他对伪萨特学说的先验的构建同样让人吃惊。确实，梅洛-庞蒂从未弄懂过萨特。早在《知觉现象学》中，他就冷漠地否定了关于介入的自由的整个萨特的现象学。虽然我们同意将萨特的本体论与现象学相调和会引起一些困难，但却无权从他手里将“锁链两头”中的一头夺下来而去像梅洛-庞蒂那么说话；这种暴行在今天看来比十年前更让人不齿，因为纵观萨特作品的发展，他越来越强调自由的介入的特性，强调世界的实在性，意识的体现，亲历时间的延续性，整个生命的整体性特点。然而梅洛-庞蒂却并非不了解萨特的书籍：当他答复伪萨特时，他自己通常表述的是萨特本人的思想，他使用的词汇与萨特曾经用过的那些词似曾相识，我们已经对此举过很多例子。也许他与萨特相同的那些认识在他看来是唯独他所有的，因此他为自己要求对这些思想的独创权，发明出一种作为反梅洛-庞蒂主义的萨特思想，这个方法是懒惰而且不大诚实的。人们或许会恭喜他创立了一种哲学，超越了萨特思想中的那些困难，那些困难却不能允许他歪曲篡改萨特。同样不大诚实的是，他利用伪萨特来凭空杜撰，却不会因为替反共辩护来损伤自己名誉。他没有明确向我们解释反共如何“进入世界”并“将世界担负起来”，梅洛-庞蒂从负面意义上提供了反共的伪善形象。如果有意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只是一个梦境，如果在关注他人的时候我们做的只是关注自己，如果与无产阶级联合是超级自恋，那么只要去做梦就能够成为一个行动的人，那么放弃行动与自私自利将成为服务人类的最有效方式，我们明白这些巧言令色是会让《费加罗报》与雅克·洛朗先生着迷的。
似乎儿童所经历的那些退化期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也许这些退化期在成年人的生命中也有其用处，就让我们期望《辩证法的历险》没有一种更为确定的意义。梅洛-庞蒂恼火于自己曾经太长时间将康德当成了马克思，他认为可以通过将萨特当成康德来把事情办妥，无疑他最终会还给每个人属于各自的位置。他害怕萨特会拒绝在行动尚未成功的情况下去做阐明。但是如果梅洛-庞蒂没意识到纯粹的断言会导致与纯粹行动同样的疯狂，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惋惜他尚未成功阐明就已经放弃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