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当梅洛-庞蒂通过朝鲜战争发现他直到此前都混淆了马克思和康德，他明白了他应当放弃黑格尔对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我并无意审视这一逻辑进程的价值，它是“在与事件的接触中”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引导梅洛-庞蒂写作了《辩证法的历险》。但他将萨特也卷进他的事业之中；他声称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发现萨特指出了辩证法的失败，他指责萨特没有从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他将这一疏忽归咎于“我知之疯狂”，认为这是定义萨特本体论的东西。人们如此频繁地谈起萨特却没有读过他的书，或者至少没有理解他，以至于在谈到萨特时所犯错误的偏激本身就使他们的话毫无意义。梅洛-庞蒂却享有某种哲学家的威信，他认识萨特的时间足够长，使公众以为他同样了解萨特的思想；从前他曾那么卖力地鼓励他的对手们“学会阅读”，让人以为他懂得不带偏见地解读一篇文字并且不加曲解地引用；在这些条件下，曲解就变成了滥用信任，有必要来揭露他。
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中而且出于一种明确意图的；梅洛-庞蒂决意从中寻求一种全面彻底的历史哲学；他从中找不到这个：他非但不接受萨特在文中根本没有写入这一内容，还将萨特的有意识的沉默当做持有保留意见，他着手借助萨特的本体论来重构萨特应当想到的东西。他承认，当萨特从其哲学的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新时刻时，“每一次他从前的观点都被一种崭新的直觉保存下来并且同时被摧毁”。如何演绎这种对他的体系的直觉呢？方法至少是大胆的。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位评注家所参照的那种哲学几乎在各方面都与萨特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哲学背道而驰。鉴于梅洛-庞蒂所有的诠释都假定这种伪萨特学说存在——他到他研究作品的结尾部分才表述出这种意思——那么我一开始将指出这种伪萨特学说与萨特真正的本体论之间的差距。即使一个外行人也将能轻松地意识到这种巨大的伪造。
——《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梅洛-庞蒂最引人发笑的就是当他柔声地问萨特：“那么我如何在时间上确定我的选择呢？我不断地发现它们之前的选择……”因为萨特全部作品中的一个主要主题，就是每个人生的总体性特点：有一种超验的意义——一种明晰特性——使得我们所有的经验选择统一起来，每个经验选择都根植于我们的过去。自由并非误解的偶然性：“自为的存在的自由始终是介入的，这里谈的不是一种不确定的力量而且先在于他的选择的自由。我们只能将自己作为正在自我形成的选择来把握。”萨特将思考当做一种纯粹抽象。“当我考虑的时候，赌博已经开始。”在他看来，绝不存在选择的开始时刻。“我永久地在选择着自己。”让我们读读《波德莱尔》、《圣徒热内》、《亨利·马丁》，我们将看到萨特并没有等着梅洛-庞蒂到来才去疑惑人们不是通过一种突然闪现的而且没有前例的决定而成为诗人和共产主义者的。
回到萨特本人，共产主义行动不是一系列的抽搐的暴力发作，他的加入也不归结为一系列的从远距离取得的意识。梅洛-庞蒂说，萨特“了解人们想要改变世界”而他同情这一意向，这是不承受这一意向的一种方式。事实是他是属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的，而且他选择了他的具体处境即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处境使他能够企及的手段。
就这一点，梅洛-庞蒂对他进行了最具矛盾性的指责。他宣称：“介入对于他而言，并非联系着历史来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批判，而是自己重新创造与历史的关系……就是刻意置身于想象之中。”在萨特与其他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梅洛-庞蒂，试图创立一个非共产党的左派联盟的时候，这样的指责或许还有意义，在今天这指责就让人吃惊了。正是因为联系着历史来进行自我解释和自我批判，萨特才明白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其他与他一样的同类联合都无力改变世界，他决意进行的那一类行动是他自身客观处境作为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指示给他的，即与那些能将他想赋予历史的意义加诸历史的真正力量进行联盟。
这一联盟，梅洛-庞蒂反驳说，只是思想，是被说出的、被想象出的，它不具有行动的重量。“用纯粹的思想来对待身为一种行动的共产主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难道梅洛-庞蒂不是曾经指责伪萨特说他错误地在行动与思想之间挖出一道壕沟吗？这种主观臆断的反驳是什么意思？不存在纯粹的思想，因为任何揭示都是行动，而且没有任何行动是不包含某种揭示的，我们真的看不出“思考共产主义”在哪方面是一种矛盾之举。另一方面，萨特的介入并不限于此。梅洛-庞蒂断言——是反对萨特的，他认为萨特是错误的——“任何行动……始终都是象征性的行动，既期望着事件中的一些直接结果，也期望着将达成的后果是有意义的举动”。所以萨特的入党即使在事件中没有直接结果，至少也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宣示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性：他入党可以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梅洛-庞蒂改变了主意，他在要求直接的结果了；如果我们不说出“我们的行动将如何来解放无产阶级”，那么帮助无产阶级解放的意愿就失去信用。不论马克思和列宁，还是任何活动家，都没有预先制定这样的行动纲领，如果萨特尝试这样做，那时人们将可能把他当做乌托邦空想家。他曾在《答阿尔贝·加缪》中谦逊地说过必须尝试着赋予历史我们看来最好的意义，“不放弃借助任何要求这种意义的具体行动”。这是对梅洛-庞蒂提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的一种合乎常理的回答，这一二元选择是要么拥有一种解放无产阶级的方案，要么就袖手旁观。仅限于完成那些由情境规定的具体行动，人们选择“与世界的协调而不是进入世界之中”。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世界呢？梅洛-庞蒂将他自己进入世界的日子定在哪一天呢？他还指责萨特没有“将世界担负起来”，但是他却并不明确说这种泰坦巨人的担负行动具体是什么。而他更为正确地说过：“任何行动都不会担负正在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