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当梅洛-庞蒂通过朝鲜战争发现他直到此前都混淆了马克思和康德，他明白了他应当放弃黑格尔对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我并无意审视这一逻辑进程的价值，它是“在与事件的接触中”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引导梅洛-庞蒂写作了《辩证法的历险》。但他将萨特也卷进他的事业之中；他声称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发现萨特指出了辩证法的失败，他指责萨特没有从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他将这一疏忽归咎于“我知之疯狂”，认为这是定义萨特本体论的东西。人们如此频繁地谈起萨特却没有读过他的书，或者至少没有理解他，以至于在谈到萨特时所犯错误的偏激本身就使他们的话毫无意义。梅洛-庞蒂却享有某种哲学家的威信，他认识萨特的时间足够长，使公众以为他同样了解萨特的思想；从前他曾那么卖力地鼓励他的对手们“学会阅读”，让人以为他懂得不带偏见地解读一篇文字并且不加曲解地引用；在这些条件下，曲解就变成了滥用信任，有必要来揭露他。
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中而且出于一种明确意图的；梅洛-庞蒂决意从中寻求一种全面彻底的历史哲学；他从中找不到这个：他非但不接受萨特在文中根本没有写入这一内容，还将萨特的有意识的沉默当做持有保留意见，他着手借助萨特的本体论来重构萨特应当想到的东西。他承认，当萨特从其哲学的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新时刻时，“每一次他从前的观点都被一种崭新的直觉保存下来并且同时被摧毁”。如何演绎这种对他的体系的直觉呢？方法至少是大胆的。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位评注家所参照的那种哲学几乎在各方面都与萨特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哲学背道而驰。鉴于梅洛-庞蒂所有的诠释都假定这种伪萨特学说存在——他到他研究作品的结尾部分才表述出这种意思——那么我一开始将指出这种伪萨特学说与萨特真正的本体论之间的差距。即使一个外行人也将能轻松地意识到这种巨大的伪造。
——《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自我定位于真理的标准之内，“党不可能弄错，”梅洛-庞蒂说。
但是萨特在谈到活动家时写道：“他所进行的综合本身只是一种构拟，其或然性在最佳情况下也不可能超过未经实验验证的一个科学假设的或然性。当然，会有一种反证证明，但是鉴于进行实验的正是行动本身……错误的代价是高昂的。”
梅洛-庞蒂指责萨特将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做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或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在它们之间是有着开放关系的。但萨特在谈到群众的时候写道：
“由于群众代表着能够实现革命事业的力量本身，可以认为只要群众是一种政治的目的，群众就是这种政治的手段。”
“因为问题不是要改变群众而是帮助群众成为群众自己，它［党］既是群众的简单表述又是群众的榜样。”
梅洛-庞蒂提到：“党对于活动家而言只是通过行动才有价值，党召唤他进行行动，而这种行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确定的。”
但萨特曾经解释说：“已经集合在一起的阶级能够超越其领袖，引领领袖走向比他们所愿更远的地方，并且在社会领域反映出一种初步决定，这种初步决定也许只是政治性的。”
让一种政治从一系列不参照历史也不参照真理的纯粹行动中涌现出来，显然会导致最荒谬的结论。
“所有的可能之间是等距的，因为只存在意愿，在一个意义上是零距离的，在一个意义上是无限远。”
萨特却解释说党的作用正在于将群众在直接中当做彼此等距来把握的那些可能性排出次序。这正是双重目标方法的意义：“人们向群众揭示出他们的诉求行动的远期后果，告诉他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诉求会得到满足。”
梅洛-庞蒂说，在萨特看来，实践“就是令人眩晕的自由，是我们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用它来做并且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萨特写道：“实践是在经济运作中预先画出草样的。”
梅洛-庞蒂指出，“不依据任何历史既有的东西，不包含策略和战术，这样的改变世界的直接愿望在历史上就是人心的法则和人心的眩晕。”而他明智地反驳说：“唯有通过纯粹的行动的手段，没有外部的复杂性，人们才能不带疯狂地去从事重新创造历史的工作。”
但是显然萨特并不认为人们可以“重新从零开始创造历史”，他在《答阿尔贝·加缪》中写道：“如果想改变其中一些事物，那么首先必须接受许多事物。”
的确，在梅洛-庞蒂所使用的词语本身中有着一种疯狂：历史的零点在何处？如果把零点定在直立猿人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回忆起那个时代？
“从现有社会到革命社会，既没有阶梯也没有路径，”梅洛-庞蒂在评论萨特的时候说。但是萨特却写道：“为了让他们［群众］有一天能够取胜，就必须为他们的胜利做准备；建立联盟……确定战略，创造战术。”党的作用正是通过一种政治来为群众的要求作媒介，因为“需求是一种缺乏，它可以奠定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一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