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涉及共产主义时,梅洛-庞蒂的情绪似乎反映着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灵魂对于一个过于人性的世界的不满。由此部分地解释了他对于萨特的愤怒,萨特的道路正与他相反。他对伪萨特学说的先验的构建同样让人吃惊。确实,梅洛-庞蒂从未弄懂过萨特。早在《知觉现象学》中,他就冷漠地否定了关于介入的自由的整个萨特的现象学。虽然我们同意将萨特的本体论与现象学相调和会引起一些困难,但却无权从他手里将“锁链两头”中的一头夺下来而去像梅洛-庞蒂那么说话;这种暴行在今天看来比十年前更让人不齿,因为纵观萨特作品的发展,他越来越强调自由的介入的特性,强调世界的实在性,意识的体现,亲历时间的延续性,整个生命的整体性特点。然而梅洛-庞蒂却并非不了解萨特的书籍:当他答复伪萨特时,他自己通常表述的是萨特本人的思想,他使用的词汇与萨特曾经用过的那些词似曾相识,我们已经对此举过很多例子。也许他与萨特相同的那些认识在他看来是唯独他所有的,因此他为自己要求对这些思想的独创权,发明出一种作为反梅洛-庞蒂主义的萨特思想,这个方法是懒惰而且不大诚实的。人们或许会恭喜他创立了一种哲学,超越了萨特思想中的那些困难,那些困难却不能允许他歪曲篡改萨特。同样不大诚实的是,他利用伪萨特来凭空杜撰,却不会因为替反共辩护来损伤自己名誉。他没有明确向我们解释反共如何“进入世界”并“将世界担负起来”,梅洛-庞蒂从负面意义上提供了反共的伪善形象。如果有意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只是一个梦境,如果在关注他人的时候我们做的只是关注自己,如果与无产阶级联合是超级自恋,那么只要去做梦就能够成为一个行动的人,那么放弃行动与自私自利将成为服务人类的最有效方式,我们明白这些巧言令色是会让《费加罗报》与雅克·洛朗先生着迷的。
似乎儿童所经历的那些退化期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也许这些退化期在成年人的生命中也有其用处,就让我们期望《辩证法的历险》没有一种更为确定的意义。梅洛-庞蒂恼火于自己曾经太长时间将康德当成了马克思,他认为可以通过将萨特当成康德来把事情办妥,无疑他最终会还给每个人属于各自的位置。他害怕萨特会拒绝在行动尚未成功的情况下去做阐明。但是如果梅洛-庞蒂没意识到纯粹的断言会导致与纯粹行动同样的疯狂,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惋惜他尚未成功阐明就已经放弃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