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当梅洛-庞蒂通过朝鲜战争发现他直到此前都混淆了马克思和康德，他明白了他应当放弃黑格尔对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我并无意审视这一逻辑进程的价值，它是“在与事件的接触中”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引导梅洛-庞蒂写作了《辩证法的历险》。但他将萨特也卷进他的事业之中；他声称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发现萨特指出了辩证法的失败，他指责萨特没有从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他将这一疏忽归咎于“我知之疯狂”，认为这是定义萨特本体论的东西。人们如此频繁地谈起萨特却没有读过他的书，或者至少没有理解他，以至于在谈到萨特时所犯错误的偏激本身就使他们的话毫无意义。梅洛-庞蒂却享有某种哲学家的威信，他认识萨特的时间足够长，使公众以为他同样了解萨特的思想；从前他曾那么卖力地鼓励他的对手们“学会阅读”，让人以为他懂得不带偏见地解读一篇文字并且不加曲解地引用；在这些条件下，曲解就变成了滥用信任，有必要来揭露他。
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中而且出于一种明确意图的；梅洛-庞蒂决意从中寻求一种全面彻底的历史哲学；他从中找不到这个：他非但不接受萨特在文中根本没有写入这一内容，还将萨特的有意识的沉默当做持有保留意见，他着手借助萨特的本体论来重构萨特应当想到的东西。他承认，当萨特从其哲学的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新时刻时，“每一次他从前的观点都被一种崭新的直觉保存下来并且同时被摧毁”。如何演绎这种对他的体系的直觉呢？方法至少是大胆的。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位评注家所参照的那种哲学几乎在各方面都与萨特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哲学背道而驰。鉴于梅洛-庞蒂所有的诠释都假定这种伪萨特学说存在——他到他研究作品的结尾部分才表述出这种意思——那么我一开始将指出这种伪萨特学说与萨特真正的本体论之间的差距。即使一个外行人也将能轻松地意识到这种巨大的伪造。
——《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梅洛-庞蒂如此坚信萨特式意识的孤立，以至于他归结为萨特认为阅读只是一种主体行为。对他而言在一本书里：“在难懂的文字、物质存在的书籍和读者意识加入其中的意义之间毫无关系。”但相反萨特却认为：“所有精神作品在其自身中都包含着它们所针对的读者的形象。”读者是投入历史中的，作者亦然：“在这些投入同一历史中并且同样为创造历史出力的人们中间，将会借助书籍的媒介而建立一种接触。”而且萨特解释说，任何阅读都是在一个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正是主体间性。而且，我们了解萨特有多少研究是关于“精神作品这一具体而又是想象的对象”的。如果他只承认书籍中有难懂的文字和主观的意义，那么他不可能写任何评论文章。他根本不是持这样观念的，他从前责备莫里亚克的，正是莫里亚克将小说简化为符号与意向的集合，而小说应当具有事物的厚重：“如果真的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事物，如同一幅画或者一个建筑物，如果真的人们是带着自由意识和时间延续来写一本小说，那么《黑夜的终结》便不是一本小说，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与意向的总和。”
他还在谈论《萨托里斯》时写道：“带有某种保留，小说突然变成与自然现象类似的东西：人们忘记小说有作者，人们接受它们就如同接受一些石头或树木……”
但是梅洛-庞蒂无视所有这些将文学与阅读呈现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方式的文字。他坚持他的论点：“作为永久的场景或者持续的创造，社会性不管怎样都是面对着各个意识并且由意识构成的。”
同样错误的是认为萨特如同那些托洛茨基分子想的那样，认为有一种被动性，社会性的重负在其中被人忍受，用这一认识来反对群众的自发性：“你们假设群众的自发行动并非旨在于未来，而仅仅是过去的一种反作用力，”他反驳托洛茨基分子说。纵观《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他的分析通过一种社会场域来定义工人阶级处境，这种社会场域的统一是在工人阶级背后的。
为了驳斥梅洛-庞蒂的阐释，我还将引用——从诸多篇章中——这段文字，它是特别有决定性的：“我们无法完全是客体，即便是对于一个超越的主体来说，我们同样无法完全是主体，除非我们首先来从事不可能做到的对客体性的清除；至于绝对的相互性，它是打上了种族和阶级的历史条件的印记的……因而我们照常生活在一种熟悉且不经反思的不加区分的状态……我们既不完全是客体，也不完全是主体。而他者，它正是这个服从于意愿的工具，在统治、划分和分配，同时正是这种包围着我们的弥漫的燠热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