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当梅洛-庞蒂通过朝鲜战争发现他直到此前都混淆了马克思和康德,他明白了他应当放弃黑格尔对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此,我并无意审视这一逻辑进程的价值,它是“在与事件的接触中”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引导梅洛-庞蒂写作了《辩证法的历险》。但他将萨特也卷进他的事业之中;他声称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发现萨特指出了辩证法的失败,他指责萨特没有从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他将这一疏忽归咎于“我知之疯狂”,认为这是定义萨特本体论的东西。人们如此频繁地谈起萨特却没有读过他的书,或者至少没有理解他,以至于在谈到萨特时所犯错误的偏激本身就使他们的话毫无意义。梅洛-庞蒂却享有某种哲学家的威信,他认识萨特的时间足够长,使公众以为他同样了解萨特的思想;从前他曾那么卖力地鼓励他的对手们“学会阅读”,让人以为他懂得不带偏见地解读一篇文字并且不加曲解地引用;在这些条件下,曲解就变成了滥用信任,有必要来揭露他。
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中而且出于一种明确意图的;梅洛-庞蒂决意从中寻求一种全面彻底的历史哲学;他从中找不到这个:他非但不接受萨特在文中根本没有写入这一内容,还将萨特的有意识的沉默当做持有保留意见,他着手借助萨特的本体论来重构萨特应当想到的东西。他承认,当萨特从其哲学的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新时刻时,“每一次他从前的观点都被一种崭新的直觉保存下来并且同时被摧毁”。如何演绎这种对他的体系的直觉呢?方法至少是大胆的。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这位评注家所参照的那种哲学几乎在各方面都与萨特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哲学背道而驰。鉴于梅洛-庞蒂所有的诠释都假定这种伪萨特学说存在——他到他研究作品的结尾部分才表述出这种意思——那么我一开始将指出这种伪萨特学说与萨特真正的本体论之间的差距。即使一个外行人也将能轻松地意识到这种巨大的伪造。

——《梅洛-庞蒂和伪萨特学说》

关注

伪萨特主义者否认任何交互世界,否认任何主体间性,他显然是否认历史的。对于他而言:“历史是属于意志的或者什么也不是。”“历史是由一些犯罪意向或者德行意向构成的。”历史“从其可知的部分来看是我们的意志的直接结果,从其余部分来看是一种不可参透的晦暗”。
确实,如果“事物是无言的”,那么历史事实也应当是这样。根据这位伪萨特:“事实就其存在而言并不承载意义,意义是属于另一层次的,意义属于意识。”
“在具有人们想要的意义的纯粹事实与给予它唯一意义的决断之间,并没有中介。”这种中介,应该就是梅洛-庞蒂认为萨特“不愿意接受的”或然性。这里有一个新的吊诡,因为:“他过去却曾经深刻地说过被感知的世界是完全有或然性的。”
他曾经说过,并且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说法。在《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萨特指责托洛茨基分子脚踏两条船:指责他们按照必然性来重构资产阶级历史,同时通过一种或然论视角来重构无产阶级历史;他否认托洛茨基分子有权利在依据一种辩证的宿命论来阐释历史的时候,以回溯的方式来援引或然性作为理由。但是在他这方面,他是以明确的方式来借用或然性的概念的,他在真实与或然之间确立的等同关系使得或然的概念暗含地介入他所有的分析之中。而梅洛-庞蒂却宣称:“这种或然性对于萨特而言就像是不存在。”为了确立这一断言,他求助于我已经指出过的一种手段,即过度表意法。萨特写过,如果想要判断共产党交给无产阶级的那些口号的终极目的,那么原始的事实是丝毫不解决问题的:“鉴于事实永远不会说是,也不会说不……人们只有在对于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采取了立场之后才能决断。”这段文字的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其第一部分只是回顾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论规则,实验科学、社会科学、历史都一致承认事实只有在人们对之批判与解释的条件下才说话。梅洛-庞蒂将第一句话孤立出来,将这句常识话语当做萨特思想的首要关键,认为在萨特看来事实是彻底意义暧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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