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由伽里玛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列入“随笔”(Les Essais)丛书,题目为“论特权”。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梅洛-庞蒂在此处所使用的手段,正是我们可以称作随意断言法的手段,我把他每个随意断言都打上了问号。这段文字是特别令人吃惊的,因为萨特写作《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是为了反击那些反共人士的,他们声称将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四日的事件当做是不可磨灭的事件来对待,将这些事件看做是对于无产者意图的决定性考验,看做是对于一种瞬时选择的表述;与此相反,萨特认为这些事件只是一个“否定符号”,作为符号是“可以困难地加以解读的”。萨特说,如果局限于现时,便不可能知道群众是否否定了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否定的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是本地的和日常的历史,是晦暗不明的,部分地属于偶然的,各项的关联不是那么紧密,有可能变换其中一些项而在某种限度内并不会改变其他项。”所以,他认为对纯粹现时的参照永远不足以阐明事件。
梅洛-庞蒂通过使用一种新手段来继续他的指控,即二元对立法。他将对手封闭于一种虚假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不谈论无产阶级、阶级本身和永恒的党,便是建立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和党的理论,将它们看做是持续的创造,即被判缓期的死者。”
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哲学,他怎敢提出两难选择:理念或者持续创造?难道他不了解有些体系——比如现象学——摆脱柏拉图和笛卡儿,给予存在者一个时间维度,并不将它们束缚于永恒之中?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人们可以否认理念本身而同时相信历史、辩证法和时间?
然而,没有任何较为严肃的论据来支撑梅洛-庞蒂有关萨特与辩证法的关系的断言。以他归于萨特头上的直觉哲学的名义,他心安理得地写道:“萨特如今说辩证法是一种废话。”“这是他对于辩证法的失败的见证。”“我们感到对于萨特来说辩证法始终都是一种幻象。”
萨特没有任何文字能允许这些断言成立。萨特当做废话的目的论的乐观主义,通常是隐蔽在辩证法背后的,他并不针对辩证法本身。他并不认为历史是由一种理念-力量赋予形式的,这种理念-力量外在于创造历史的人,并且将历史以一种确定的宿命带向一个幸福的终点,但这也并非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他写道:“历史只是追寻自身目标的人的行为。”萨特将这些话拿来为自己所用。在他看来,辩证法是我们行为的产物,我们的行为落入一个世界,在其中化为物,它们沿着为他存在的维度逸出,并随即驱使新的行为。历史的辩证与时间性原初包含着的辩证相关联,并与自为的存在与为他的存在的关系所导致的辩证相关联,历史的辩证不是废话,萨特并无意否定它,他描述——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文学史是通过一种辩证形象的。而且他写道:
“对资本的批判是辩证的。”
“黑格尔的泛逻辑论附带着一种泛悲剧论,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同时有着对资本的批判和人类的悲剧,这是辩证法的两个不可分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