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马桥人的“江”，发音gang，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沟小溪，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如同北方人的“海”，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重视大小，似乎是后来人的事。
英语中的river（江）与stream（溪），就是以大小来分的。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fleuve指入海的河流，riviere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与大小无涉。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
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江”发平声时指大河，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才不会搞错。我刚到马桥时，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兴冲冲寻江而去。走到那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有倏忽而逝的水蛇，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钯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钯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在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入史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用一种野草的汁水，把米饭染黑，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也就是在同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磨刀，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响成一片，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也磨得雪亮，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现在一把把锃亮地苏醒，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嗖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
我可以把这一习俗，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不作干戈的联想。但不大说得通的是，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磨犁头，何以磨腰刀？
刀光一亮，春天就来了。
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

△马桥弓

马桥的全称是“马桥弓”。弓指村寨，但包括村寨的土地，显然是传统的一种面积单位。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马桥弓约有四十来户人家，还有十几头牛以及猪狗鸡鸭，偎着大小两片狭长山谷里的水田。这个村子的四至是：东接双龙弓的田土，可遥望罗江。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骑岭分界。西邻张家坊。南通龙家滩，并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从马桥的弓头到弓尾，得走上一个多时辰，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古人是何等的伟大雄武，可以一箭射出这么大一片地方？
一代一代下来，莫非人的个头越长越小？
马桥弓据说原来也叫妈桥弓，但除了一张旧契据上有过这样的写法，没有更多的证据。把它当作前人一时讹写的结果，也是可以的。进入现代以后，记录比较清楚的建制沿革大致是：
一九五六年以前叫马桥村，属天子乡；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叫马桥组，属东风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叫十二生产队，属长乐人民公社（大社）；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叫马桥生产队，属天子人民公社（小社）；
一九七九年以后，人民公社撤销，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入双龙乡至今。
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太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天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帖，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枭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惟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钯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入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作“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作“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呷）音，而不用中古的qi（喫），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说起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奶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惟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作“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作“紫药水”，把蓄电池叫作“电药”，把安培表叫作“火表”，把搪瓷杯叫作“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作“拉喂子”，把口哨叫作“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巴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作“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作“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惟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计划再去买几口锅，等下次分油时拖保管员来看。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至尊者无名，比如帝王总是享受着“名讳”特权。作为这种禁忌语现象的另一面，至贱者也无名。人们对家养宠物，对一切珍爱之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人们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至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浪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也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下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者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子歪嘴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相继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落，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难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栓，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待人接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S·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又崇拜（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表示“疯子”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源于词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梦婆的第一义）和神明（梦婆的第二义）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浮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返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熵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
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倘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澌”。屈原《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我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流体。不，其实这只是我们肉体感受到的时间，比方说是我们按部就班地诞生、发育、衰老直至死亡。但人不是树，更不是石头。也许，在某种物理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理时间。
一个人的幼童期总是漫长的，一个人在动荡时期、危险时期、痛苦时期所感受的时间也总是漫长的。毫无疑问，漫长是一种感受，出于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明晰的记忆，特别丰富的新知。在一些日子过得舒适而单调的人那里，在一天被一百天重复而一年被十年重复的生活里，我们则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是拉长了，不是放大和增容了，而是越来越匆促，越来越缩短，最后几乎成了一个零，眨眼之际就无影无踪。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镜中的老人就是自己，免不了瞪大恐惧的双眼。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之甚少的时间，比方古人的时间，比方遥远国度的时间，总是模糊不清，几近消失，足以忽略，就像远方的一切，都在我们视野的尽头微缩如尘，与空无没有多少差别。我以前读美国小说，就发现我对那个国家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常常混同莫辨。而英国的十三世纪和十五世纪似乎更是一回事。我暗自吃惊，一本小说背后一代人或好几代人绝不可混同也绝不可忽略的生生死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为什么可以在我这里悄悄漏失，为什么短促得只能供我翻翻书页甚至打出一个哈欠？
原因很简单：我太远，不能看清那里的一切。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时间这种透明流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发生着人们难以觉察的延长或缩短，浓聚或流散，隆凸或坍塌。
问题在于，人的感知各各不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一大堆感知的破碎镜片里，我们还有时间可靠的恒定守一的形象吗？还有时间统一性吗？我们谈论一九四八年，我们是在谈论哪一种感知里的一九四八年？在这个阴雨的傍晚，在河街上一个小豆腐店里，光复为他老爹哭了一场后，还说到了藕。他说当年的藕好甜，煮起来特别粉，现在再也吃不到。他说现在的藕都是化肥藕，哪有当年的好吃呢？
我对这些说法暗暗疑惑。我知道眼下确实有些地方使用化肥太多，对作物的品质确有影响。但毕竟还有大多数的藕是天然食品，与光复老头以前的藕没有什么不同。我怀疑，不是这些藕的味道变了，而是光复对它的味觉变了——在他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在他越来越远离饥饿的当年或者肝脏有了点毛病之后。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我们常常会美化以前的一些事物，比如藕，比如一本书，比如某位邻居，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产生好感的特定情境。我们甚至会觉得以前的某次痛苦经历美妙无比，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远远的回顾者，不再身陷其中。我们不再痛苦而只是观赏痛苦。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着的时间，反过来也会蚀变我们的感知。
光复给我谈的一九四八年，在多大程度上是未经蚀变真实可信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他对藕的可疑回味和可疑信念？

△浆

发音gang，指稀粥。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吃浆”是个经常用到的词。
《诗经·小雅》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汉书·鲍宣传》载“浆酒霍肉”一语，意思是生活的豪奢，把酒当作浆，把肉当作霍（豆叶）了。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
初到马桥的知青，容易把“吃gang”吃听成“吃干”，误解成相反的意思。其实，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比如“讲”发音为gang，“江”也是发音为gang，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吃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附会成“吃江”，其实也未尝不可。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颜茶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一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烧着柴，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一些的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的，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知道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三毛没有卖掉，只是最后居然死在志煌手里，让人没有想到。他拿脑壳保下了三毛，说这畜生要是往后还伤人，他亲手劈了它。他说出了的话，不能不做到。春上的一天，世间万物都在萌动，暖暖的阳光下流动着声音和色彩，分泌出空气中隐隐的不安。志煌赶着三毛下田，三毛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眼光发直，拖着犁头向前狂跑，踩得泥水哗哗哗溅起一片此起彼伏的水帘。
志煌措手不及。他总算看清楚了，三毛的目标是路上一个红点。事后才知道，那是邻村的一个婆娘路过，穿一件红花袄子。
牛对红色最敏感，常常表现出攻击性，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从来在志煌手里服服帖帖的三毛，这一天疯了一般，不管主人如何叫骂，统统充耳不闻。不一会，那边传来女人薄薄的尖叫。
傍晚的时分，确切的消息从公社卫生院传回马桥，那婆娘的八字还大，保住了命，但三毛把她挑起来甩向空中，摔断了她右腿一根骨头，脑袋栽地时又造成了什么脑震荡。
志煌没有到卫生院去，一个人捏着半截牛绳，坐在路边发呆。三毛在不远处怯怯地吃着草。
他从落霞里走回村，把三毛系在村口的枫树下，从家里找来半盆黄豆塞到三毛的嘴边。三毛大概明白了什么，朝着他跪了下来，眼里流出了混浊的眼泪。他已经取来了粗粗的麻索，挽成圈，分别套住了畜生的四只脚。又有一杆长长的斧头握在手里。
村里的牛群纷纷发出了不安的叫声，与一浪一浪的回音融会在一起，在山谷里激荡。夕阳突然之间暗淡下去。
他守在三毛的前面，一直等着它把黄豆吃完。几个妇人围了上来，有复查的娘，兆青的娘，仲琪婆娘，她们揪着鼻子，眼圈有些发红。她们对志煌说，遭孽遭孽，你就饶过它这一回算了。她们又对三毛说，事到如今，你也怪不得别人。某年某月，你斗伤了张家坊的一斗牛，你有没有错？某年某月，你斗死了龙家滩的一头牛，你知不知罪？有一回，你差点一脚踢死了万玉他的娃崽，早就该杀你的。最气人的是另一回，你黄豆也吃了，鸡蛋也吃了，还是懒，不肯背犁套，就算背上了，四五个人打你你也不走半步，只差没拿轿子来抬你，招人嫌么。
她们一一历数三毛的历史污点，最后说，你苦也苦到头了，安心地去吧，也莫怪我们马桥的人手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呵。
复查的娘还眼泪汪汪地说，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你没看见洪老板比你苦得多，死的时候犁套都没有解哩。

△清明雨

我无话可说，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但也越来越细碎了，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
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
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
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因为只有在雨天，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喘一口气，伸展酸麻的手足，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
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雨具的累赘，路上的滑倒，雷电的可怕，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
也许，我应该为此庆幸？
现在，又下雨了。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在雨的那边，在雨的那边的那边，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

△不和气

我最初听到这个词是在罗江过渡的时候，碰上发大水，江面比平时宽了几倍。同船有两个面生的女子，大约是远道而来的，一上船就用斗笠遮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船家对她们打量了一下，扬扬手要她们下去。两个女子没办法，下船各自用河泥在脸上抹了两下，抹出一个花脸，相互对视笑得直不起腰，才捂住肚子咯咯咯地上了船。
我对这件事十分惊异：为什么要画出一张鬼脸？
船家说：“十个毛主席也管不了龙六爹发大水。一船人的命，出了事我担待不起呵。”
船上立即有人附和，是的是的，水火无情，还是小心点好。他们说起以前的某月某日，某位女子也是好不和气，害得船翻了，人落到水里，怎么游也到不了岸，硬是碰了鬼。
我后来才知道，“不和气”就是漂亮。这个渡有个特别的规矩，碰到风大水急的时候，不丑的婆娘不可过渡，漂亮的姑娘甚至不可靠近河岸。这种规定的理由是：很久以前这里有个丑女，怎么也嫁不出去，最后就在这个渡口投江而亡。自那以后，丑女阴魂不散，只要见到船上有标致女人，就要妒忌得兴风作浪，屡屡造成船毁人亡的事故。故过渡女人稍有姿色的，只有污了面，才可保自己的平安，也使一船人免遭灾祸。
我不大在意和相信这一类传说，也没有去具体研究美色与灾祸之间的关系，比方美色是否确实较为容易引起人们走神、乱意、发痴发狂？是否较为容易成为放弃职责、大意操作之类的诱因？使我感兴趣的是“不和气”这个词。它隐含着一种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的结论：美是一种邪恶，好是一种危险，美好之物总是会带来不团结、不安定、不圆满，也就是一定会带来纷争和仇恨，带来不和气。一块美玉和氏璧曾引起赵国与秦国大动干戈，一个美女海伦曾引发了希腊远征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大概都可以作为这个词的注解。依此逻辑，世人只有随波逐流，和光同尘，不当出头的椽子，往自己的脸上抹泥水，才有天下的太平。
马桥语言中的“不和气”也泛指好，杰出，优秀，卓尔不群，出类拔萃，超凡出众等等。以这个词来描述本义的年轻婆娘铁香，外人没有理由不为她的前景捏一把汗。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A？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遭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 。“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他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六四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朱牙土

朱牙土是马桥一种常见的土，普通的土，不可能得到太多解释。酸性，质硬，极度贫瘠，如此而已。它与金刚泥的不同点在于，金刚泥是纯白色，朱牙土是深红夹白斑，土层断面有点像豹子皮。
问题在于，如果对朱牙土没有了解，就不可能对马桥有真正的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土是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土，是使一杆杆铁耙剧烈震颤的土，是使一双双手血泡翻卷血肉模糊的土，是使钢铁比皮肉消失得更快的土，是使汗水一直湿透裤脚然后结出盐垢的土，是使人们眼睛昏花天旋地转虽生犹死的土，是使时间变成空白意识完全消除一切欲念都成了喘息的土，是使酷夏失去炎热严冬失去寒冷所有日子不再有区别的土，是使男人们疯狂女人们绝望孩子们刹那间变得皱纹满面的土，是永远没有穷尽的土，是逼得人们仇恨、吵架、殴打、拔刀相向的土，是增添着驼背、跛腿、瞎眼、流产、呆傻、哮喘、大脖子病以及死亡的土，是使人逃亡的土，是使人自杀的土，是使生命变成一个个日子的土，是无论怎么样的动荡或折腾它还在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
这种土层从罗江那边，从更远的湘东山地那边滚滚蔓延而来，在天子岭下戛然而止，然后折向南边那些村落。它凝结如铁，浩茫如火海，成了煎熬着人们一切日子的燃烧。
兆青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压死在这种土里。他参加修水库，取土筑坝，为了快些完成土方任务，就像其他民工一样，先掏空下面的土，掏到一定的程度再让上面的土垮下来。这叫放“神仙土”，可以提高工效。兆矮子太贪心了一点，下面已经掏进去了丈把深，以为朱牙土反正硬实，不急着把悬在上面的神仙土倒下来。他去取箢箕时，身后突然轰的一声，回头一看，眼里只有大块大块的红色崩塌和滚动，大块大块的红色在舞蹈和飞腾，没有他儿子的身影，也没有叫声。
儿子刚才在那里玩耍。
他扑上去挖呵挖，挖了红色还是红色，挖了红色还是红色红色红色，一直挖到十个指头流血，还是没有挖出哪怕一个衣角。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刚满周岁就说得了很多话，到两岁就可以认得出自家的鸡，把邻居家的鸡赶出屋去。他的额头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

在马桥语言中，飘魂是指人死到临头时的一种预兆。我多方打听之后，知道所谓飘魂大体上分两种情况：
（一）有时候，看见前面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过一阵又出现了，据此便可知道，这个人魂魄出窍，快要散发了。后面的行人如果好心，当去警告飘魂者，只是不可直说，不可说破，只能绕着弯子问一问：你刚才跑得好快呵！你失了一双鞋子没有？……诸如此类。对方一听这话，大多心中有数，忙去烧香，上供，请道师驱邪，以尽力免除灾祸。
（二）有时候，某人睡去片刻或昏去片刻，梦见自己被阎王差遣，去取别人的魂魄——可能就是自己的熟人。醒来之后，也须遵照不可说破的原则，对那人给予巧妙的警告。如果不得不说破，谈话双方就必须离开地面，比如爬到树上低声耳语，以免土地公公窃听，告到阎王那里，惹得阎王动怒。对方听到警告，只会感激，决不会生气。但也不可有任何礼物答谢，因为不能有任何被阎王察觉的蛛丝马迹。

▷附：关于《马桥辞典》的对话 https://shimo.im/docs/zdkydQzD5vtpb8q6/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1988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但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但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胜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和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而准确的命名，足以编出一本厚厚词典。但这一切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汇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词条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已把这里大量感受和经验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呕哑嘲哳，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
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教师、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使用电视、广播、报纸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一天天被异质的语言滤洗，正变成“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